文革

张戎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为大清洗开道，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到疯狂的顶点。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一栏“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生产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中国人口数量。这年夏天，以“小红书”著称的《毛主席语录》也上了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里，举到哪里，天天要念，要背，要摇晃。 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制造恐怖的工具，拿学校老师当牺牲品。从街头巷尾到处竖起的高音喇叭里，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著，教的都是“毒草”，老师把他们“当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学生被号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没人解释老师怎么可能加害伟大领袖，也没人说明伟大领袖到底出了什么事。 学生们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压制。现在毛允许他们在他操纵下参与政治。他们激动地建立组织，按毛定好的调子、设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卫兵”。意思是要保卫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校园里的大字报回然不同，这里毫无人性，毫无思想，除了蛮横就是乱骂：“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播下的“对敌人要狠”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输的对他的无条件崇拜现在开花结果。那些血液里躁动著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的冲锋陷阵。 毛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里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 毛在外省掌握局势。他是头年十一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八个月中不停地换地方住。六月全国动乱四起时，他闹中取静，住进了一所他还从未涉足过的格外幽静的别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时授意建的。他当时在水库里游泳，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静动了心，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棚”也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于是有了称作“二0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钢筋水泥的单层巨厦。整片山全部封闭，居住的农家一概迁走，后来又在“洞”内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弹的特别房间。造价是天文数字，修的时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时。毛在这里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没有回来过。 毛的灰色住宅不协调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绿水间，四周山花烂漫。房子背后是毛家老祖宗的坟地，面对龙头峰，是块风水宝地。毛看到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里称作“龙脉”。 虽然毛回“家”了，但一个村民他也没见。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个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驶过的汽车看了一眼，恰好毛掀开窗帘往外观看，被小姑娘瞧见了，兴奋地回去报告了村里人。很快，公安人员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说：“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村子里特地开了会，告诉老百姓不要“乱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索问题。散步不超过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库跟前也没有下去游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势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在长江里游泳一个多小时。就像十年前一样，这是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敌发信号：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他有这样的体魄、精力和决心来打垮他们。毛的信号也是发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配着音乐反复喊这句口号，把已经躁动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这次游泳的宣传规模之大，连在外国也出了名，好些外国人提起毛时，都知道他的“游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务的周恩来见面，过问详情。他异常忙碌，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毛没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丰泽园”，说是刚维修过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其实，他是怕房里装了窃听器，或更可怕的东西。他搬进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里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这几间单调的更衣室里，毛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为了让全国红卫兵更好地学习北京的榜样，为了让他们明白毛是他们的靠山，毛鼓励他们来北京“朝圣”，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钱。四个月内，总共一千一百万青少年来到首都，毛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他们，每次的人群都如山如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 在红卫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师。毛在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格外称赞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这个组织已经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把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进行各种凌辱。《人民日报》报导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他们，称他们为“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在打死卞仲耘老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强迫“黑五类”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拿一根长绳子绕过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动手打她们，逼她们“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们不断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在这些榜样的带动下，把无辜的孩子变成牺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国学校。当时有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少高干子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英雄”父亲才是毛的真正目标。 让小孩子做牺牲品，无疑得到毛的鼓励。四川省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对他做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毛接着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著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里，在“XX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著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着被塞进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里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象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进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里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里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进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都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后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 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进国库。据后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于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 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 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那里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毛政权用红卫兵抄家还解决了其他实际问题。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极度匮乏。中共掌权多年，基本上没为一般城市居民造过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挤进一两间小屋子，把其他房间腾给趁火打劫的邻居。同一个屋顶下住着的人们，就像仇敌一样彼此痛恨。 许多家庭在抄家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农村。毛政权一直在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因为他们得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放到农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据作家郑义描述，在北京火车站的大厅里，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起程的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里跪成一片，一伙身着黄绿军衣，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甚至有人拎起开水壶，朝着孩子们淋去，大厅里一片惨号。

最后登录 2011-11-22  注册时间 2011-10-6  日志 0  好友 0  帖子 86  主题 72  积分 118  精华 0  UID 312009  个人专辑 贝壳新手上路 | 个人专辑 贝壳新手上路, 积分 118, 距离下一级还需 82 积分 最后登录 2011-11-22  注册时间 2011-10-6  日志 0  好友 0  帖子 86  主题 72  积分 118  精华 0  UID 312009	美女向毛声明退团　以死抗议文革浩劫 (下）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里有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闯进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们或者自己动手烧书，或把心爱的书拉到废品店当废纸卖，或把珍藏的艺术品藏来藏去最后还是在恐惧中毁掉。毛泽东几乎把“文化”从中国人的家庭里一扫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也被红卫兵扫荡破坏。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 古迹中的佼佼者受到保护。单子上自然有天安门城楼，毛还需要站在上面受大众欢呼。它们由军队进驻，有的关了门，人民也就无缘涉足。 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曾反对毛要“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建设指示”，认为“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斗，宝贵的藏书大部分被毁，一家大小被赶到一间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里。在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里，小屋的墙上、地上结著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块块打碎。梁思成不断在病中，几年后默默去世。 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对文化的摧残是“乱打、乱砸”，中心是一个“乱”字。事实上，大部分行动并非自发，而是毛政权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说“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红卫兵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毛发话的那天，第一处古迹才被砸：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之后破坏重要古迹时，上边常派有专家到场，把最宝贵值钱的文物挑出来送进国库，其他的拉到工厂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到造纸厂化作纸浆。 在破坏文化上，毛政权是导演。这突出表现在对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坏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苍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这里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无数艺术品。文革开始，当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们不忍心下手，于是“中央文革”专门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派来。出发之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举起拳头，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庄严宣誓”，誓词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砸碑时，“中央文革”的指示具体到可砸什么，不可砸什么，“以明清划线”。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到场告诉红卫兵该保留哪块碑，红卫兵便在上面写一个“留”字。 江青是毛毁灭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严厉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书绝大多数被禁，只出了几本所谓小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黑字体的毛语录。画倒是有几幅，歌倒是有几首，无一不是歌颂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独霸，银幕上也只有寥寥几部钦准电影。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沙漠。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产党内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时机成熟了。他简称“走资派”。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究竟谁是“走资派”毛没说明。他也不知道全国众多的干部谁反对过他，谁对他忠诚。毛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全部打倒，换上新的人后，再一个个审查他们。至于忠实于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时不再以高干子弟为主体，而是遍地开花的、专整“走资派”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凭著造反派的冲锋陷阵，毛推翻了全国走资派。 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人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 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场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这也挺对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们有的恨领导，乘机报复。有的想往上爬，看到这是一条捷径。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们，现在是过瘾的时候了。 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进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问他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XX，载XX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著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著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XX和一群人扭著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著。他遍体鳞伤，双手举著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XX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后，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后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毛并不喜欢为后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 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决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进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后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进行。如今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进来。 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后的事了。 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农业生产不比往年差。中国没有失控。 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著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著小红书，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着。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 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 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 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进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随著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里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 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里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后从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里。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注册时间 2011-9-15  日志 0  好友 0  帖子 17  主题 0  积分 45  精华 0  UID 310343	3楼 发表于 3 天前 |只看该作者 |个人专辑 仗义女侠，由衷地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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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ar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kumar 最后登录 2011-11-22  注册时间 2008-5-7  日志 0  好友 20  帖子 2183  主题 151  积分 837  精华 1  UID 250443  个人专辑 贝壳网友七级 | 个人专辑 贝壳网友七级, 积分 837, 距离下一级还需 63 积分 最后登录 2011-11-22  注册时间 2008-5-7  日志 0  好友 20  帖子 2183  主题 151  积分 837  精华 1  UID 250443	4楼 发表于 3 天前 |只看该作者 |个人专辑 王容芬：回首与反思 来源：德国之声 社会学者王容芬年轻时曾致信毛泽东批评文革，并因此入狱12年。中共庆祝建国60年之际，她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遭遇的坎坷和对历史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凭着宪法赋予它的执政党地位，凭着该党中央军委的兵权，连续执政六十年，破了专制主义的世界纪录。逢大庆典，古今中外都有大赦天下的惯例，中共竟以限制公民言论和行动自由为代价，向国际社会炫耀武力。作为党国曾经的属民，我深感奇耻大辱。 红旗下长大 我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出国前没离开过北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海淀。刚上小学时，学校还沿用培元学校的名字，它是中国基督教布道会二十年代创建的，教堂也是礼堂。念到二年级，区委派来一个年轻女校长，换下当了42年校长的基督徒祁国栋先生，我们最喜欢的老师，祁校长的小儿子也被抓走了。学校改了名儿，新名儿取自学校旁边儿那个死水坑"泄水湖"，礼堂里不许做礼拜了。祁校长住的跨院儿里有个福音堂，全海淀的基督徒都改在那儿做礼拜。后来福音堂改成了海淀区图书馆，基督徒们只能在家里做礼拜，这是家庭教会的来源。1954年共产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里面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它的潜台词是：没有传道的自由。第二部宪法干脆挑明：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家庭教会由此成为违宪组织，父母给子女讲解《圣经》也是违宪活动，消灭宗教是党政国策之一。 念完小学，我考进离家最近的一零一中，这所来自延安的贵族学校首次对平民子弟开门，我居然成了毛远新们的同学。一零一不是北京中学的顺序号,而是学生家长郭沫若给起的名字，取自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郭沫若有一本诗集叫《百花齐放》，一首诗写一种花儿，第一零一首压轴，叫"其它一切花"。我进一零一那年赶上反右，百花凋零，教导主任路开先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外乡。在一零一的三年初中，是我一辈子最不开心的三年。同学依着父母地位分等,连伙食都分等，甲伙每月九块钱,乙伙六块，丙伙三块。我妈的杂货铺被公私合营了，其实是没收了，她从来没拿过股息，枉顶了小业主的帽子。小业主的工资只有十三块，我连丙伙都吃不起，从家里带饭上学。尽管我吃得最差，穿得最破，却被学校当作剥削阶级子女，划入另册。五十年代共产党实行供给制，干部家庭每一个孩子配一个保姆，那些高干子弟连手绢都不会洗。我是我们家的保姆，负责做饭和拆洗缝补全家的穿戴、铺盖。寒假暑假，出身好的同学们跟着父母去北戴河度假，我这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得打工挣学费。 光长年龄不长个 高中我考上了外语学院附中，这学校高干子弟凤毛麟角，同学都跟我出身差不多。老师也不势利，只看成绩，不认家门。我们都在青春期，赶上国家折腾穷了，勒到了小孩子肚子上，男生定量三十斤，女生二十八斤半，我和几个小个儿女生只有26斤。老师号召节约粮食，我每月节约下6斤，支援灾区和班上吃不饱的男生，饿得经常休克，光长年龄不长个儿，衣裳越穿越肥。高中三年，是共和国最惨的三年，退到了配给制的底线，什么都凭票购买，除了粮票，还有糖票、肉票、布票以及买鱼买菜买豆腐的购货证。一人一年发一尺布票，难怪赫鲁晓夫说中国五个人穿一条裤子。毕业那年毛泽东不主事了，陈云调整经济，立竿见影，粮食定量长了，人也长个儿了。原来发展生产不是难事，当权的无为之治，老百姓就能养活自己。 有位同学保留着高中毕业合影，给活着的同学每人印了一张。二排右起第二个是我，四排右起第三人是我们班长张久兴。他是高干子弟，放弃保送大学的机会，当了兵,学校给他披红戴花，大家敲锣打鼓把他送上接新兵的军车。张久兴天生当官的料，一路上升，当到团长，文革中反江青，被整死了。前排右起第一个女孩子也是高干出身，她的成绩不好，上不了大学，进了公安学校，文革初期进了公检法领导班子。我入狱后有几位同学试图请她帮忙，她索性和大家断绝了一切联系。文革结束时，这人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掉了下来，至今与我们没来往。 桃园经验 高中毕业，我直接升入外语学院，学的还是德文。一上大学就赶上教育革命，每学期半个月劳动锻炼，一年一个月。外语学院是练嘴皮子的，没有劳动条件，党委把伙房的大煤堆当成教材，一个班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搬过去，下一个班再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搬回来，暴土扬尘，热火朝天。学校发给澡票，干完活儿可以冲个淋浴。煤末子透过几层衣裳，一天下来，肉都是黑的。我的慢性鼻炎就是这么来的。 干了两年捣煤的教育革命，中央下达了新任务，停课下乡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整农村干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个算不到毛泽东头上，是刘少奇两口子出的点子。我们下去之前先学习第一夫人的"桃园经验 "，就是她在北戴河附近桃园大队蹲点悟出来的全套整人经，"桃园经验"是当作中央文件传达给我们的。 外语学院第一次去的地方是北京朝阳区王四营公社，我们的任务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整干部。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又被派到山西晋南襄陵县，白天学习，晚上整人。干部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挨整。派下来整人的还有县里、专区和省里的干部及军官，他们整起人来比学生狠，逼死人命的事时有发生。运动后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了农民头上，农民的头衔是公社社员。社员们房前屋后的自留地全被割了，叫做"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建国以来的各种运动都有人研究发掘，好像还没人研究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纯粹是劳民伤财、倒行逆施、与几亿农民为敌。 在山西，我认识了"四类分子"这个概念的实体，"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 "反"在镇压之列，故没遇见，"坏"是游手好闲者。四类分子不能与社员和干部一起开会，我负责四类分子。每次开会他们都例行公事检讨自己，一点小事都要上到"留恋旧社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纲上。偷是农村一种约定俗成的分配方式，家家偷，人人偷，只有四类分子不偷。那个地方有种陋俗，后来听说全山西都这样，还有说全中国都一样的，就是夫妻之外的朋友制，男的女的几乎都有性伙伴，只有四类分子不从此俗，特别是坏分子，从本能上鄙视这种劣俗，他们不仅两袖清风，还清高。如果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村有道德楷模，只有四类分子当之无愧。 文革开始 从山西回来没上几天课，文革就开始了，也是先学中央文件，这回是《五一六通知》。我们这一代学生没有吸收五七年学生右派的教训，凭着理念和激情给党委提意见。我对教育革命有一肚子意见，学生不上课，学不到知识。那时毛泽东在滴水洞寻欢，刘少奇坐镇北京，主持中央，派下工作组来，锁上校门整学生。凡提过意见的都被打成反动学生，我也成了批判对象，我的名字被打了仨大红叉叉，铺在路上供人践踏，每天三顿饭，我都踩着自己的名字进饭厅。 同学们是被工作组煽动起来的，情有可原，我至今不理解两位愈置我于死地的名师，这之前她们没教过我一堂课，我对她们也只能仰视，没有请教的荣幸。一位是英语系年轻的党员教师Z，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传译席上赶回来，写了一张声讨全校反动学生的大字报。我那打了红叉叉的名字夹在当中，她的签名在第一位。后来这人成为毛泽东贴身英语教师，我和那几位被她点名打叉的同学不过是她升腾中的几粒微尘。另一位是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夫人Y教授。Y教授领衔的大字报只针对我和系里另外一位反动学生，批判之外，还有揭发。Y教授年过花甲，官至系主任,该退休的人了，还追求什么呢？纵使把这俩学生打入十八层地狱，她又能升到哪里呢？她登台控诉，不是追求个人私利，而是把我们当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对待。 三十年后，一位不曾伤害过我的老师向我道歉，说他当年放弃了教师的职责，没能保护学生。如果这话从Y老师口中说出，我会倍受感动。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当守天地君亲师的名分。Y教授活到近百岁高寿，经常给德国人回忆往事，可惜到死都没有提过文革中丧失师范的那一节。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刘少奇的工作组撤了,校门开了，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北大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掌了权，草地上一大片脖子上挂 "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老师，被造反派监督着劳动，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暴力冲出校门，社会进入无序状态，抄家、游斗成了街景。我妈从小业主晋级"资本家"，胸口别着黑牌上下班，招来红卫兵抄家，掘地三尺。学校里开始死人，法语系一位有法国妻子的老教授不堪凌辱自杀，跟着是校医室的黄大夫，红卫兵抄家搜出一张黄埔军校毕业证书，校长蒋介石的签名要了黄大夫的命。学校旁边湖南公墓里齐白石的坟被扒了，白骨放在操场主席台上,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 反抗工作组的造反派掌了权，我那短暂的反动学生履历成了光荣历史，八月十八，我被外语学院革委会派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做报告的是几年没露过面的国防部长林彪，他嗓音尖冽，不像个军人，每一句都声嘶力竭，让我想起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里希特勒的演讲。林彪的叫喊从十几个大喇叭里传出，乱糟糟地像打群架。最后，林彪喊四个万岁喊劈了嗓子，仿佛准备就义，又像要跟谁拼命。 后来是一个女红卫兵讲话，另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袖章，穿军装的毛泽东挥舞戴袖章的胳膊,喊"红卫兵万岁！" 广场上立即相应，一浪浪山呼万岁。我不是红卫兵，没有军装，也没袖章，裹在疯狂的人群里，直感到世界末日了。军委两主席联手运动群众，对付他们的党内对手，不惜混战全中国，启用娃娃兵。八一八承认了红卫兵的合法地位，承认打人有理，杀人有功。那时公安局还没砸烂，大院里堆满死尸，据该局统计，从红八月到九月初，有名有姓的尸体有1700多具。 致信毛泽东 红八月后，我给军委主席毛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为这封信，我被判无期徒刑，托邓小平先生的福，只囚了十二年半，原来的"恶攻"罪改成"反对林彪、四人帮"，无罪开释。出来赶上改革开放，赶上审判林彪、四人帮。中国走正道了，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尊重。 我也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跟着饱经沧桑的费孝通老师做社会调查。费先生受到国际国内敬重，荣获社会科学里的诺贝尔奖马林诺夫斯基奖，当上民盟中央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总书记胡耀邦为他的《小城镇，大问题》写序。费先生越发临渊履冰，小心过了头，干了一件千古昏事，把别人寄给他的纪念反右30周年的信呈交统战部，引起一场整知识界的运动，导致党内角斗，最终把为他写序的胡耀邦拿下来。 一九八九 共产党生命不息，角斗不止，拿下胡耀邦的人很快失势，而且成为老百姓反腐败的靶子。后来的党内斗争沿袭文革，代替中央文革小组的是赵紫阳的智囊，这次没能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运动的对象也局限于京畿学生。与文革重大不同是，对立面过于强大，动用20万大军进京。这是对付学生，还是防止政变？在阴险与野蛮的党内决斗中，学生和市民成了撕了票的人质。这场屠杀，毁了上千条年轻的生命，也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修补的形象，中国从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国家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典型，成了国际社会的坏人头儿。政治形像的毁灭也为刚开放的经济套上国际禁运的大锁，使国民蒙受巨大损失。 我在枪声中匆匆离开那个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国度，比我的同胞多享受了二十年天赋人权。回过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又连续执政二十年。二十年里，这个党部内团派、太子党没有停止过内斗，且愈演愈烈。和历次党内斗争一样，遭殃的是老百姓，甭管什么宪章什么盟，只要粘上为对立面说话的嫌疑，就更倒楣。 中国人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哪一派上，只有民主取代专制，中国才有出路，百姓才有活路-这是我在党国四十年换来的一点点觉悟。除了民主，我以为中国最缺的是普世价值。精英们本该是道德楷模，领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中间却不乏为虎作伥者，引导良民生活方式。放弃普世价值、六十年长跪不起的精英贤达是专制主义的沃土。 作者简介 王容芬：旅德社会学家，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及译介。1966年，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风以及个人崇拜令当时正在北京读大学的王容芬深恶痛绝。于是她致函正处在权力巅峰的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为此，王容芬遭受了12年半的牢狱之苦。
	Ein Fluch dem falschen Vaterlande, Wo nur gedeihen Schmach und Schande, Wo jede Blume früh geknickt, Wo Faulnis und Moder den Wurm erquick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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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ar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kumar 最后登录 2011-11-22  注册时间 2008-5-7  日志 0  好友 20  帖子 2183  主题 151  积分 837  精华 1  UID 250443  个人专辑 贝壳网友七级 | 个人专辑 贝壳网友七级, 积分 837, 距离下一级还需 63 积分 最后登录 2011-11-22  注册时间 2008-5-7  日志 0  好友 20  帖子 2183  主题 151  积分 837  精华 1  UID 250443	5楼 发表于 3 天前 |只看该作者 |个人专辑 女政治犯王容芬 作者：戴晴 洛恪       有着明确的惩办反革命罪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第一章》是一九七九年颁布的（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在这之前，如果不考虑种种临时的规定，比如《公安六条》等等，对“反革命”的判罪的依据就是一九五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办反革命条例》了。此条例没有细目，统而言之为：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以本条例判罪。” 　　考虑到汉语象形文字转意上的随意性及单音节字自由运用的特色“破坏”与“推翻”所能涵蕴的定罪面就很难说了——当然这是个语义学界绝对争不出个所以然的问题，好在自《条例》公布以来的案例尚存，只消作一点属于算术式的分析，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刑法·第一章》，它下领十三条款，规定得明白多了。 　　将近十年了。在公众的记忆里，自一九七六年清明的大逮捕之后，如果西单民主墙算一次、卖情报给台湾的那两个半人算一次，一九八五年秋天北大学生与警察有了一点小磨擦之后抓的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也算一次的话，十年间，尚不见出现过轰动社会的政治犯案。 　　几乎没有政治犯的十年，在中国，自一八四○年以来，大概是头一回。如果联想到中国的当权者这百年来对有着不同思想与政治信念的人之残忍与恣意，这十年，竟是平安得可以载入史册了。 　　政治犯案在中国，与它的文明同样久远。 　　如果把鲧算作“渎职”的话，最早的载入史册的政治犯，恐怕就是商汤了。“不多德而武伤百姓”的桀，先是把“修德”的汤“召而囚之夏台”，后来掉以轻心，放了。汤东山再起。“率兵以伐夏桀”，弃甲曳兵的桀后悔不迭——“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里的“修德”与否当然是后人的评价，因为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全体民众必须共同遵守的标准。 　　不但奴隶制的时候，就是到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朕即法”，对政治犯的判断也只有一条：“忠”或“不忠”。有名的酷吏如郅都、杜周等，亢直也好、从谀也好，甚至暴挫擅磔、酷比蝮鸷，指的其实是他们的手段，并非量刑的标准。著名法家韩非虽然废了贵族的世袭分封，主张无论干部还是军官，都要自基层一级级选拔上来，最基本的政治标准仍是“上之所是，人皆是之；上之所非，人皆非之”；直到公车上书，讲的还是治民之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未动摇，人权的观念尚未萌生，政治犯的标准仍然只有一个——犯上。 　　辛亥之后，民国诞生，《暂行新刑律》不再提“上”，只提“国”。对政治犯罪有了新的规定：内乱、外患、泄露机务；处罚是：徒刑、流刑、遣返；有死刑，但交一笔款即可了事的也有。 　　对李大钊的审判开始时是合于法律程序的：组成合议庭，并据他“崇信并宣传共产主义”，论以煸惑罪，顶多内乱罪。但“谳上”之后，“斥之为失，出，悉改科死刑。”杀与不杀，还是张大帅说了算——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别说懂法，连字都不识几个。 　　李大钊等人从容就义之后十个月，《中华民国刑法》颁布了。 　　随着日寇的进犯，中国人能享受到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越来越少，恰如食物与燃料。《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与《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分别于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七年颁布，规定“凡是以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式宣传抗日、举行游行等，视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破坏交通，军警得立即逮捕，并得搜捕嫌疑犯。” 　　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几大政治犯案，依据的全是这套条文。到了一九四七年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匆匆颁布。这是二十世纪以来刑罚最严厉的一部，死刑的范围极大。不过话说回来，权贵们何苦费这套文字功夫呢？宋教仁、廖仲凯、史量才、李公仆、闻一多，不都是从暗处噼叭放几枪就解决了吗？ 　　志士们的鲜血，洒遍了中国近代史以来的每一页，妇女们毫无例外。请看下表： 时代　　　　姓名　　生年　　　卒年　　　卒时年龄　罪名　　　　　处决方式 清末　　　　秋瑾　　１８７６　１９０７　３１岁　　暴乱　　　　　暴尸道路 大革命　　　陈铁军　１９０４　１９２８　２４岁　　异党　　　　　枪决 土地革命　　杨开慧　１９０１　１９３０　２９岁　　最严重政治犯　示众枪决 抗日战争　　赵一曼　１９０５　１９３６　３１岁　　战俘　　　　　枪决 解放战争　　江竹筠　１９２０　１９４９　２９岁　　异党　　　　　秘密枪杀 人民共和国　张志新　１９３０　１９７５　４５岁　　现行反革命　　禁声枪决（枪决前，以细铁丝勒住下腭，使犯人发不出声音。） 　　可以说，中国妇女，从她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不曾将自己的聪慧与果敢仅仅局限在教育、保健、福利等“合于妇德”的有数领域。为寻求更加光明与合理的社会，她们不曾因自己身体的柔弱与环绕膝下的娇儿有过片刻的犹豫；当权者当然也不曾因这同一理由而对她们施予稍多一点的仁慈。 　　她们的牺牲都很英勇。而且，都那么年轻。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一个系列学术讲座上。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学生的和学者们的心都活泛起来，恰如未名湖那一泓绿水。 　　她讲的题目是“马克斯·韦伯与当今世界”，谁都知道这是个难啃的大块头，恐怕德国人自己都这么想。但她讲得挺漂亮，几句听下来就知道这是个读书而不读死书的人。她用典不少，但并未预先写在纸上，全是讲到兴头的时候随便拉来的。有些见解相当独特，起码除她之外，我还没在别的书上看到过。 　　北大学生对演讲人之不客气是出了名的，稍觉厌烦，便是一片离席的噼叭声。她语调平平，几乎没有手势，却稳住了那么一大屋子人，包括走廊上和窗台上。 　　我上前搭话。她很矜持。我称赞她的裙衣漂亮，想借此缓和局面，也收效不大。但她答应了接受采访（即光明日报的《学者答问录》），对我的稿子也十分客气地几乎一字未动。我想，或许她是因为大报将她一下子奉为学者而稍稍受了点惊吓吧？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来四十岁还不到——我以为她至少五十岁了——而且坐过十三年牢。 　　按照中国二十多年前通行的政治用语，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她父亲四十年代开了个干鲜果品店，在她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母亲接手经营，虽然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交出店铺。当了国家职工（售货员，月薪人民币十三元），资本家的帽子一直戴着。现在，老太太每月还到“单位”领退休金，但股息是绝对不碰的——她以为这样那帽子就与她无干了。 　　每月十三元钱养活三口人，王容芬小时候过的是苦孩子的日子。但她的“现反”不是出于对这一政权的仇视，反倒是挚爱，爱到非要用她一茎小草般的生命去改变她认为的“全民族错误的运转”不可。由此可以看出，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用理想与信仰来造就差不多五代人（其中包括一九一○至一九五○年出生的三代青年）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王容芬这样的“犯人”，一九六六年以来曾出现过一大批。以他们的死为世人所知的并不多：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等。他们都不是政治家，不但缺乏组织政治活动的最基本的常识，政治见解也浅稚得很——他们受的教育那么简单，读的书那么有限，能发表出什么政见呢？但这批人大都不怎么怕死，对常人孜孜以求的名利、安乐看得很淡。他们奉为神圣的，为之可捐弃一切的，是心中的信条。 　　释放之后，王容芬曾到西德研究讲学。她差一点就见到了Johanner　Wlkelmau，一位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终生默默收集整理韦伯文稿的老学者。她讲到这里十分动情，听讲的学生们直到一年以后还背得出她的原话。在西德，东道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她名字前边冠上了与她的研究相应的某种称谓。等她知道我准备把这头衔也介绍给读者的时候，急忙来信，请“千万千万”抹去。显然，没过多久，就有闲话传来（甚至过了很久还有）——“她算什么学者？！怎么找上的？！哼，她还曾……” 　　是的，她还曾—— 　　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过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 　　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 　　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象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 　　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湖，逼她喊：“我是黑帮……”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我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板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争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象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 　　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卷进宫德林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 　　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柱着棍子蹭。 　　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搞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 　　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讲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纲上线。 　　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象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 　　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 　　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 　　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铸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待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一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 　　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象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 　　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 　　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 　　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 　　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打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 　　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活，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 　　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万岁万岁　万岁　万岁万岁　万岁 　　还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 　　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 　　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设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捅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 　　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象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翻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喊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 　　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象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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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3 天前 |只看该作者 |个人专辑 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徒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 　　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沾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作洗涤剂；无期死缓的——一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要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 　　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男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 　　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大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腐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扦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 　　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她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旯旮，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日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 　　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 　　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黑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 　　我妈的头发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 　　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大学教数学。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一小时二点五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干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象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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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客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