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7日 星期日

养成良好的习惯

         早上这顿饭,等于吃补药,是最重要的一顿饭,一定要吃营养早餐。营养早餐必须具备四样东西:牛奶、豆浆、鸡蛋或者肉,主食必须要有蔬菜加水果。假如只有两种以下的营养早餐,就属于低质量早餐。现在我们中国人20%不吃早餐,50%—60%不会吃早餐,早餐营养不好,中午、晚上是补不回来的。

  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是抽烟

  全世界最不好的五种习惯里面第一号不好的习惯就是抽烟。一生吸烟的人,要少活20年到25年,吸一次烟,少活11分钟。我为什么比较年轻,比较健康,我一辈子没抽过烟。谁在我面前抽烟,对不起,请你到外头抽,你可以自杀,你不能杀人。大清早一起床就抽烟,尤其危害大。抽烟的人,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最后肺癌,这是死亡三部曲。

  营养过剩一样中毒

  营养过剩了一样中毒。你记住,一天吃东西有规定的:一、二、三、四、五、六。每天一盘蔬菜,必须要八两到一斤;每天两个水果;每天三勺清油,不要超过25克;每天四两米饭或四个馒头;每天五种优质高蛋白,肉、蛋、奶、鱼、豆,但有量规定,一两肉,一个鸡蛋,牛奶半斤到一斤,豆腐一块或者一碗豆浆、豆腐脑,肉、蛋、奶、鱼30克不要超过一两,六杯水或者六克盐,现在讲八杯水,每天一定要喝八杯水。因为水就是人的生命。现在很多人不会喝水,渴了才喝。错了,一定有空就喝,不是渴了再喝。八杯茶行吗?茶不行,八杯咖啡呢?饮料、咖啡、啤酒都不能代替水。要喝茶也喝淡茶,不能喝浓茶。千万记住,水是人的生命。

  人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

  人哪能不生气?人是感情动物,喜怒忧思悲恐惊。高兴就要笑,不高兴就要哭,生起气来还要骂两句呢,这是人感情丰富的表现。假如人只有一种感情,这个人就不健康。一个人感情很丰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你千万记住:第一个不要过度,第二个过度了但是不要长时间,很快就调整过来,这才是健康的。《皇帝内经》早就讲得很清楚: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百病皆生于气。讲得很绝。

  很多人说老实话,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当不了官,气死了;提 不了教授,气死了;赚不了钱,气死了;很多老年人为很小的事,气死了,我这里有很多例子。所以我说人不能不生气,但一定要会生气。一定不要当情绪的俘虏,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一定要去驾驭情绪,不要让情绪驾驭你,记住情绪是人们生气的指挥棒,至关重要。

  走路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

  什么东西都是个度,吃饭是个度,睡觉是个度,锻炼也是个度。不锻炼不好,过度锻炼也会降低免疫功能。每天锻炼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锻炼内容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走半个小时,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走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要快走,逐步快走,快到什么程度,一分钟要达到130步,心跳要达到一分钟120次,才能达到锻炼心脏的目的。达到130步、120次心跳,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要有个逐步适应过程,你这样坚持半年,你的心肺功能可以大大提高,提高30%到50%。

  一个人一定要从年轻开始,保持你的标准体重。像我30年就这种体形,军人体形。一旦胖了以后,你想把它降下来谈何容易,实际上不是不容易,关键在哪儿?控制嘴、多动腿,人就是死在嘴上,懒在腿上。

  喝醉一次白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

  世界提出六种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过量饮酒。少量喝还有好处,比如每天喝白酒一两,喝葡萄酒尤其干红葡萄酒二两,啤酒半斤到一斤。过多了以后伤害身体,伤肝,伤脑,伤心,伤各个脏器。喝醉一次白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大家记住,喝酒不仅伤肝,为什么喝酒多的人,记忆力不行,认知能力下降?因为大脑细胞大量死亡。一天一两白酒,这叫安全量。

  家庭不和睦人就会生病

  有专家认为,人的疾病70%来自家庭,人们的癌症50%来自家庭,你说家庭重要不重要?这说明家庭的重要。在家里千万不要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也不要成为一个死水家庭,不吵架,不说话,半个月都不说话,那不得憋死啊。我还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说是离婚人士、丧偶人士寿命偏短,这个有科学依据。孤独比贫穷更可怕,夫妻恩爱的长寿,夫妻健在的长寿,孤独的就容易出问题,容易短寿,这是普遍规律。但怎么样把家庭搞和睦了,这是一门学问。必须解决四个问题:第一,要尊敬老人;第二要教育好子女;第三要处理好婆媳关系;第四,这条尤其重要,夫妻要恩爱,这是核心。夫妻怎么恩爱?要做到八互原则。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慰、互勉、互让、互谅。人都有个性,都有毛病,要经常提醒自己:算了,让着她(他)吧,她(他)只要高兴就行了。所以我再说一下,对自己的爱人千万记住,不仅年轻时爱她(他),老了更要爱她(他);不仅健康时爱她(他),有病更要爱她(他);不仅爱他(她)的优点,也要爱他(她)的缺点。

  用脑子吃饭保健康

  每天健康生活,要做到七个方面;第一,一定要吃好3顿饭;第二,一定要睡好8个小时觉;第三,每天坚持运动半个小时;第四,每天要笑30分钟,身心健康;第五,很特殊的,每天一定要会大便。人们只管这一头,不管那一头,它都是自然的,拉不出来你硬拉也不行;第六,一定要跟爱人搞好关系,每天给爱人说3句他(她)喜欢听的话。老婆关系搞不好,你啥事也弄不成。当然了,女人也要跟老公搞好关系;第七,不吸烟,不酗酒,每天齐步走。健康要从每一天开始,每天健康,就一生健康。一定要记住我那几句话:能吃能喝不健康,会吃会喝才健康,胡吃胡喝要遭殃。用肚子吃饭求温饱,用嘴巴吃饭讲享受,用脑子吃饭保健康。要做到:皇帝的早餐,大臣的中餐,叫花子的晚餐。

  红薯是世界上最好的食品

  请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吃植物性的东西,一定要占70%—80%,动物性的东西只能占20%—30%。我们现在相反了,所以很多病都来了,肥胖也来了,糖尿病也来了,痛风也来了。不能不吃蔬菜,不吃水果,现在尤其是孩子不吃蔬菜,很多人没有吃水果的习惯,大家记住,一天两到四种水果,三到五种蔬菜,综合抗癌,保护心脏,这是21世纪营养新战略。红薯(地瓜)是世界上最好的食品,日本曾经是得癌症最多的国家,为了把癌症减少,日本人想了很多办法,没有效果,最后慢慢找到了,他们把所有蔬菜做了筛选,选出20种抗癌蔬菜,熟红薯、生红薯是第一号、第二号抗癌蔬菜、抗癌的、保护心脏的、软化血管的、通便的,都离不开这两样。

  珍惜生命!从现在开始养成良好的习惯吧!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82年8月17日 宋美齡致廖承志的公開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余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余與令尊仲愷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廣州大元帥府,得曾相識,嗣後,我總理在平病況阽危,甫值悍匪孫美瑤在臨城綁劫藍鋼車案后,津浦鐵路中斷,大沽口並已封港,乃只得與大姊孔夫人繞道買棹先至青島,由膠濟路北上轉平,時逢祁寒,車廂既無暖氣,又無膳食飲料,車上水喉均已冰凍,車到北平前門車站,周身既抖且僵。離滬時即知途程艱難,甚至何時或可否能如期到達目的地,均難逆料,而所以趕往者,乃與總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處,更予二家姐孫夫人精神上之奧援,於此時期中,在鐵獅子衚衕,與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欽佩者,乃令堂對總理之三民主義,救國宏圖,娓娓道來,令余驚訝不已。蓋我國民黨黨人,固知推翻滿清,改革腐陳,大不乏人,但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了解西方傳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余年前實所罕見。余認其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信徒也。

令尊仲愷先生乃我黃埔軍校之黨代表,夫黃埔乃我總理因宅心仁恕,但經多次澆漓經驗,痛感投機分子之不可恃,決心手創此一培養革命精銳武力之軍校,並將此尚待萌芽之革命軍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將校長之職,委予先總統,以灌輸革命思想,予黨代表委諸令尊,其遴選之審慎,自不待言。

觀諸黃埔以後成效,如首先敉平陳炯明驍將林虎、洪兆麟后,得統一廣東。接著以北伐進度之神速,令國民革命軍軍譽鵲起,威震全國,猶憶在北伐軍總司令出發前夕,余與孫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參加黃埔閱兵典禮,先總統向學生訓話時,再次稱廖黨代表對本黨之勛猷(此時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雖未及冠,已能體會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先總統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諒今時尚存之當時黃埔學生,必尚能追憶及之。余認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侄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豈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侄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為不任事與不足之意),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歷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餘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歸納,總結出一「正式」統計數字,由1966年開始,到1976年10年之內,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萬人,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雲南盛內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1,200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飢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姦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或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跡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現在民黨,系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一)總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將來之企圖;(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當以聯日為態度,所言亦即謂一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著,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憂,致尚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污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萋迭聞:「走後門」之為也牲牲(注「牲牲」眾多也。)皆是,禍在蕭牆,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螫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旦夕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酋秉權,一日數驚,鬥爭侮辱,酷刑處死,任其擺布,人權尊嚴,悉數盪盡,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志,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順祝安謐

民國71年8月17日

宋美齡


附件:《廖承志至蔣經國的公開信》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余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瞭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廖承志(網絡圖片)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信」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于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

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繫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
    
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順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2011年11月25日 星期五

毛泽东政权是帝制回光反照(http://www.cnd.org/)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国以后,至今年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为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半百大寿,大陆上和海外若干地区,均将有极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有鉴及此,乃电嘱笔者撰文随喜。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五十年来,祸福身受,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我辈虽偷生海外,谁管中原兴废事,但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对母族的兴衰祸福,也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终须战,甘苦来时要共尝”。纵无刘社长的吩咐,我们能无骨鲠在喉?

  记得远在一九二三年,当时炙手可热的霸主吴佩孚将军,在洛阳大做其五十大寿。那位对帝制复辟,情有独锺的康有为,赶去溜须,并送了一副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我们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享枪杆打下的这个政权,也当作一个传统的“朝代”来看,从传统朝代的兴亡规律,和现代革命政党盛衰的前例来推论,今后如不发生严重的纰漏,则中共的红朝,应该也有个“百岁勋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们要为“人民政府”这个阶段,在民国通史中,记一笔流水账,我们就只能记其过去的史迹与功过。至于它下一个一百五时年要变成个什么样子,将来的史家自别有着录,后事还须问后人,毋须吾人预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为人民政权结账,只能算是半途而论之,斯即拙篇标题“半论”的意义之所在也。

  回忆邓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时,那个被老毛搞的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国”,顿时气象一新,国内国外,众口交赞,许为“小平中兴”。当时邓也曾说过,由于年老的关系,他只预备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闻文之,颇为之扼腕。我们真希望,邓公当国,万岁万万岁也。因此在邓公执政五年之后,笔者不揣浅薄,曾着文评之,说他老人家,“十载功勋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终,一竿到底,把“小平中兴”晋级为“光武中兴”,不要搞成个“同治中兴”,半途而废就就好了。但是笔者读史数十载,对历代圣主昏君,也可说是“阅人多矣”。“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的个案太多了。从周公摄政流言,王莽谦恭下士,到老蒋及身而败,老毛死有余辜。都是突出而并不稀罕的例子。蒋、毛二公,“若是当年身先死”:蒋若死于抗战胜利;毛若死于建国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华民族的地位,谁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长寿,结果弄成蒋公死后,几无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个万民鞭尸的下场。他这个“纪念堂”,将来如何关闭?读史者批览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废书三叹?因此当年笔者对邓公的观察,也觉得他老人家正在历史上走钢索。成败之间,在邓氏盖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预作论定也。果不其然,时未期年,邓公就搞出,中华国史上前所未有底血洗天安门的败笔来。终于弄得真伪难分,前功半弃……时代的悲剧和历史的残酷,一至于此,真警人肺腑。

  应有百年之寿的中共政权现在话说回头。吾人根据何种星象,而敢说当今的中共政权有其百年长寿也。记得他们贵党的毛主席不也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生命,正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也有其青年、壮年、中年、晚年诸阶段;最后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国人民不知叫了几万万万次的“万岁”。最后还不是只活了八十四岁就龙驭宾天了?他底政党和政权,能活到一百岁,也就够长的了。君不见,那个功在国族的老大哥国民党,不是活了一百岁就完了?一个革命政党原有它底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自然的寿终正寝。反之,它如果违反历史规律,胡作非为,它也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遗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西欧的纳粹党、褐杉党,和二战后东欧的布党、劳动党、工人党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有机体。他如果完成了它底历史任务,百年后,它自会寿终正寝。它如胡作非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辙,那历史家就无法逆料了,这在历史学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循常规的“必然”道路前进;或是中途转折,发生了“偶然”的顿挫,将来历史家自然会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们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在重复一句,我们今日只能半途而论之也。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预祝人民政府百年长寿者,期其一帆风顺,富贵寿考也。下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人民政权在转型末期的特性然则今日大陆上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又有些什么特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所以笔者在不同的拙作里,曾一再批驳,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为胡说幻想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要经历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明乎此一宏观历史的大潮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谨条列四项如下: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今且根据上述这个转型末期政权的特性,对这段中共政权五十年的史迹,妄师庖丁之解牛,略作爬梳,以就正于高明。

  毛前毛后两大阶段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权,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后两大阶段。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毛死后迄今又已二十三年(1976-1999)。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

  吾人如果把这悬隔霄壤的一国两段的历史连接起来,做个鸟瞰分析,我们就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主”底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它前一段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则分明是社会经济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颇有点不甘心,还想试试来个自我核心化,回头向纪念堂学习一番。老江,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这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公时代之时势也。如今中国政治转型,已进入一个法制民主的新阶段,您如果还要回头向和尚学习,也去试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骚扰”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今后中国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接班制”的问题;诸公如误为只是共产党培训(第四梯队)“接班人”的问题,那就为毛、邓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误导了。转型期中,各个阶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题,不可照抄也。愿当政者慎,毋河汉斯言。

  两部法律治天下请先谈谈,由毛氏当国,为帝王专制,作回光返照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便是毛泽东一人当国。在毛氏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连那位依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红卫兵抓走,失踪了事。一部宪法连个国家主席的性命,也保护不了,其为废纸可知矣。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依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縻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进了城,食色性也,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小功臣自然都应该享受点“歌儿美女”(赵匡胤的话),乡下的黄面婆也得让让位才好。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便是这样做的。蒋氏父子败退台湾,早年在台湾也搞了一段性开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进城”之后,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来,这显然是经过毛泽东特别许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设计的,也是含意深远的,虽然后来证明,并无此必要也。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笔者初次回国,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曾很诚恳地向接待我们的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现在我们研究国史的和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长征结束,直至解放前后(大致是从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集体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渐渐的,则是由毛泽东一手炮制了。到毛氏生命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则毛的词组只字,都是法律。由于毛氏年高,言语不清,还要透过一位一脚踢的娘姨张玉凤女士的独家传译,才能传达于中央政治局,再布达于全国。

  再者,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对这种胡作非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后期,告诉他底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时,也苦笑地承认他自己是“和尚打伞”。不意斯诺这个“中国通”,居然不懂这句中国歇后语,回美国之后竟大作其独家报导,说毛氏自述是个带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一时欧美“中国通”和媒体,都为之大惊失色,大家对这个“孤独的和尚”,所做不同的评估,也一时俱来,把我辈流落海外的老华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泽东这个“孤独的和尚”,一人治国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华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两洲中少数原始部落国家之外),也是闻所未闻的。

  毛氏独裁的主客观条件中国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练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喳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作者附注: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所有毛泽东的选集和未选集,都会计算机化的。上引毛语录,在秒速亿次的检索程序上,一揿便是,有心的读者将来自可查阅。纵在目前,检索亦触手可得,笔者自己,亦每有前论。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细注了。读者谅之。】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利”、“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过毛对现代社会科学之无知,在早期中共的领导阶层中,也并不是个太大的例外。那时在共党组织中最骄傲、最抓权的“国际派”,像王明、博古、李三立、瞿秋白、张闻天等人也不无如此。而且他们反而没有毛的笃实、苦干,和对中国社会本质,所具有的调查研究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毛反而有鹤立鸡群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的。起阮籍于地下,可能他又要说,天下无俊杰,使竖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们第三世界,搞工业化,曾有个名词叫“恰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进科技,要恰合你当时社会国家的条件。时间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过犹不及,那您就反而是制造瓶颈,而开其倒车了……毛泽东那一套,在落后的中国,反而比胡适等“人权派”那一套更恰当,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权派不能也。但是,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等到人权派那一套,逐渐变成适时的恰当技术了,毛还未死,却顽固不变,那他就变成封建落伍,成为结束帝王专政时的最后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事实上,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发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为毛在这一新阶段,已变成了一个阻挠进步底反动独夫的结果,见下节。)这原是转型时代政治的特征啊。毛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夫复何言。

  毛的个人崇拜,刘是始作俑者根据党史上一般的说法,毛之窜升至全党一人,实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他当上了军委主席,取得了军权,从此抓住了枪杆,至死方休。其实它真正地变成全党一人,却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会期间,由刘少奇搞“个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盖中共经八年抗战的迅速发展,至此已拥有半壁河山。那时以刘少奇副主席为首的毛派若干高干,为着与党内国际派争党权,和党外国民党争政权,乃突出毛氏,为独揽大权、超出全党之上的最高党魁,来领导对外斗争,和对内清党,刘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树立“毛泽东主义”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其地位仅次于马列主义。但毛氏那时正谦恭下士之时,不愿亦不敢与马列平坐,乃自请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由七全大会一致通过,并载入新党章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树立,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了。他在一夕之间就变成苏联布党的列宁、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了。

  且抄两条,七全大会后的中共新党章,以见毛在党中的超越地位:

  (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第一章,党员)第二条:凡党员均有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摘自党章原文,载刘少奇等箸“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香港红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经销,页一─三。)毛泽东经过七大在新党章中树立了特殊地位以后,很自然的便发生两项后果。第一便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就变成毛派的极权政党,和毛氏个人的政治机器了,其它党内反毛非毛的派系和个别党员,不是被关被杀,被清出党,就是在党内靠边站(像朱德元帅那样)。这项发展正和与它斗争最尖锐的敌党──国民党的发展,殊途同归。自此以后,发生在战后中国的两党斗争,就逐渐变成蒋、毛之间的(和刘邦、项羽一样的)两人之争了。第二个后果便是,这种极权式的革命政党中的独裁领袖,他底独裁权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时他底政治特权,也未有不被滥用的。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必然后果也。

文革我去北京东风商场。

如今的新东安市场是十几层的漂亮大厦。所以叫新东安市场,因为曾有过老东安市场。回忆老东安市场的文章不算少。可是,在这一老一新之间,就在同一块地方,还曾有过的“东风市场”却很少有人提。也许因为它是文革中建的,太简陋了。

要说清楚东风市场,还得从老东安市场开始。那是清朝末年,在皇城的东安门外有不少摊贩,他们大部分经营清廷宫内所需商品。后来慈禧躲八国联军跑到西安又从西安回到北京后(1903年),要整修市容,就把那些摊贩都迁到了金鱼胡同南边的旧练兵场。那里就发展起一个热闹的大市场,就是东安市场。在不同时期的民国老地图上,那个旧练兵场又变成了“陆军将校所”、“陆军小学校”。而东安市场呢,就与那军校挨着,被画成一个长方块。但在最详细的地图上,却不是长方块,而是许多条短小的街道。去翻翻那些回忆文章,确实如此:当年的东安市场“由南北一条正街和东西四条横巷作为骨干”。那里遍布着数百上千的摊贩和坐商,“布匹服装,化妆用品,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更有珠宝钻翠,古玩玉器等等”。整个市场并无明确的边界,似乎连金鱼胡同路北的饭馆和胡同东头的吉祥戏院也被算作东安市场的一部分。当年众多的饭馆、茶楼、咖啡座、食品店如今依然听着耳熟的只剩下东来顺、森隆、其士林、五芳斋几家了。

老东安市场延续到了“新北京”时期,一直到文革之中。笔者文革前就去过东安市场,最深的印象是“迷宫一般”:那么多的店铺,那么多的东拐西拐。印象之二是“那么多好吃的”,许多都是我没见过的,更别说吃过。就在那里,我的三叔给我买了一包牛奶糖。当年那么高级的糖只有逢年过节我才能分到几块,这次却是一大包,好几十块,乐得我终生难忘。那时的东风市场依旧是许多的小店铺和许多的小街道,但头顶有大大的天棚,把那些街道店铺统统罩住,所以顾客走在街道上,却不必担心日晒雨淋。

1966年进入文革,我和院里的哥们儿买了月票遛车,常去王府井,当然少不了去东安市场。不过,我们那时的消费能力也就是来根冰棍,或来瓶酸奶,所以不去店铺里看那些好吃的好玩的。我们倒是对那些复杂的小街道感兴趣,有一次在那里玩起了“藏猫猫”,玩着玩着就跑散了,互相再也找不着了。

1968年,那么好玩的东风市场关门了。那一片封了起来,成了工地。1969年,一座新的大商场出现了,即东风市场。文革初期,许多“封资修”的街道名、商店名都改了,出现了什么反帝路、反修路、红卫兵大街之类的。“东安”来自皇城,自然不能再用了,只改一个字,东安变东风,就从封建变革命了。

还记得东风市场开张(当年叫“开门营业”)前报纸广播里就做了宣传,所以开张那天人山人海。然后就传说,那天有多少人被偷了钱包,有多少小偷落网。不过,我那时非常失望,东风市场一点都不好玩了,那些拐来拐去的小街道全都不见了,再没有条件玩“藏猫猫”了。东风市场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子”,绝非大厦,因为只有一层,而且十分简陋。北京《建筑志》这样记载:“该市场于1968-1969年进行翻建(改称东风市场),总面积1.3万平方米,为简易性混合结构。主体为4612平方米的百货大厅,迤北是1410平方米的食品厅,另有建筑面积5273平方米的四家饭馆。”

众多的小店铺消失了,变成了大厅里的一个个柜台,原来的“单干户”们统统成了东风市场的售货员,“合作化”了。尽管东风市场失去了原来东安市场的魅力,但每天的顾客仍然是乌央乌央的。当年北京就那么几处大商场,人能不多么?外地人逛北京,几乎必去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几乎必去百货大楼和东风市场。

记得东风市场有四个大门,南北各一个,西面有两个。北门对着金鱼胡同。说是门,实际是很宽阔的大喇叭口,两侧有多家小吃店、食品店,很热闹花哨。从那里进了东风市场就是那个食品厅,水果蔬菜,糕点糖果,猪肉牛肉羊肉加水产,什么都有。买菜犯不上跑那么远,咱只在那卖过熟肉,味道比我家附近商店的要好,据说是天福号的(当时也改名叫第几食品厂了),还买过素什锦(全素斋的)。当时买这些都要排大队,尤其是素什锦,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哪天碰上来货,立刻排起队来。当年觉得那东西真好吃,又比熟肉便宜许多。

东风市场的南门就没那么花哨了,但人可不少,因为那里距百货大楼最近,两处之间的人流大多从这里进出。从南门一进去是卖服装、布匹、床上用品之类的。西面的两个门中靠南的那个是东风市场的正门,最宽大,一进去是日用百货。靠北的那个门就小多了,走的人也少,进去后左手是卖旧书的,自成一个书店的格局。那里有些线装书,还有冷僻的学术著作,比如地质学方面的,像什么中国南方泥盆纪的鱼化石之类的,谁看呀?当时人们最喜欢的文学艺术类的书太少了。

咱曾在东风市场买过一件羽绒服,大概是1980年代初。还是排队买的,当年许多东西都缺,一到货就排队,不大工夫就卖完。现在的人恐怕觉得怪:买衣服还排队?衣服还不得试完了再买?不行!当年是几个售货员一边卖一边喊:交钱!交钱!交钱拿衣服一边儿试去!不合适再来换!

当年我买的那件羽绒服都30年了,式样老得街上根本见不着了,可它真结实,穿上也依旧暖和,怎么能扔了呢?冬天晚上出去散步时穿。我跟老婆孩子念叨过好几次:这还是在东风市场买的呢!

□ 读者投稿

2011年11月22日 星期二

文革

张戎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为大清洗开道,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到疯狂的顶点。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一栏“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生产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中国人口数量。这年夏天,以“小红书”著称的《毛主席语录》也上了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里,举到哪里,天天要念,要背,要摇晃。

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制造恐怖的工具,拿学校老师当牺牲品。从街头巷尾到处竖起的高音喇叭里,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著,教的都是“毒草”,老师把他们“当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学生被号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没人解释老师怎么可能加害伟大领袖,也没人说明伟大领袖到底出了什么事。

学生们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压制。现在毛允许他们在他操纵下参与政治。他们激动地建立组织,按毛定好的调子、设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卫兵”。意思是要保卫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校园里的大字报回然不同,这里毫无人性,毫无思想,除了蛮横就是乱骂:“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播下的“对敌人要狠”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输的对他的无条件崇拜现在开花结果。那些血液里躁动著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的冲锋陷阵。

毛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里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

毛在外省掌握局势。他是头年十一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八个月中不停地换地方住。六月全国动乱四起时,他闹中取静,住进了一所他还从未涉足过的格外幽静的别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时授意建的。他当时在水库里游泳,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静动了心,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棚”也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于是有了称作“二0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钢筋水泥的单层巨厦。整片山全部封闭,居住的农家一概迁走,后来又在“洞”内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弹的特别房间。造价是天文数字,修的时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时。毛在这里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没有回来过。

毛的灰色住宅不协调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绿水间,四周山花烂漫。房子背后是毛家老祖宗的坟地,面对龙头峰,是块风水宝地。毛看到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里称作“龙脉”。

虽然毛回“家”了,但一个村民他也没见。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个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驶过的汽车看了一眼,恰好毛掀开窗帘往外观看,被小姑娘瞧见了,兴奋地回去报告了村里人。很快,公安人员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说:“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村子里特地开了会,告诉老百姓不要“乱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索问题。散步不超过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库跟前也没有下去游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势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在长江里游泳一个多小时。就像十年前一样,这是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敌发信号: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他有这样的体魄、精力和决心来打垮他们。毛的信号也是发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配着音乐反复喊这句口号,把已经躁动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这次游泳的宣传规模之大,连在外国也出了名,好些外国人提起毛时,都知道他的“游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务的周恩来见面,过问详情。他异常忙碌,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毛没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丰泽园”,说是刚维修过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其实,他是怕房里装了窃听器,或更可怕的东西。他搬进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里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这几间单调的更衣室里,毛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为了让全国红卫兵更好地学习北京的榜样,为了让他们明白毛是他们的靠山,毛鼓励他们来北京“朝圣”,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钱。四个月内,总共一千一百万青少年来到首都,毛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他们,每次的人群都如山如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

在红卫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师。毛在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格外称赞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这个组织已经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把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进行各种凌辱。《人民日报》报导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他们,称他们为“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在打死卞仲耘老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强迫“黑五类”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拿一根长绳子绕过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动手打她们,逼她们“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们不断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在这些榜样的带动下,把无辜的孩子变成牺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国学校。当时有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少高干子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英雄”父亲才是毛的真正目标。

让小孩子做牺牲品,无疑得到毛的鼓励。四川省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对他做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毛接着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著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里,在“XX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著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着被塞进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里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象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进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里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里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进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都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后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

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进国库。据后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于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

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

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那里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毛政权用红卫兵抄家还解决了其他实际问题。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极度匮乏。中共掌权多年,基本上没为一般城市居民造过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挤进一两间小屋子,把其他房间腾给趁火打劫的邻居。同一个屋顶下住着的人们,就像仇敌一样彼此痛恨。

许多家庭在抄家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农村。毛政权一直在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因为他们得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放到农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据作家郑义描述,在北京火车站的大厅里,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起程的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里跪成一片,一伙身着黄绿军衣,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甚至有人拎起开水壶,朝着孩子们淋去,大厅里一片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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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向毛声明退团 以死抗议文革浩劫 (下)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里有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闯进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们或者自己动手烧书,或把心爱的书拉到废品店当废纸卖,或把珍藏的艺术品藏来藏去最后还是在恐惧中毁掉。毛泽东几乎把“文化”从中国人的家庭里一扫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也被红卫兵扫荡破坏。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

古迹中的佼佼者受到保护。单子上自然有天安门城楼,毛还需要站在上面受大众欢呼。它们由军队进驻,有的关了门,人民也就无缘涉足。

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曾反对毛要“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建设指示”,认为“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斗,宝贵的藏书大部分被毁,一家大小被赶到一间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里。在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里,小屋的墙上、地上结著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块块打碎。梁思成不断在病中,几年后默默去世。

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对文化的摧残是“乱打、乱砸”,中心是一个“乱”字。事实上,大部分行动并非自发,而是毛政权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说“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红卫兵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毛发话的那天,第一处古迹才被砸: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之后破坏重要古迹时,上边常派有专家到场,把最宝贵值钱的文物挑出来送进国库,其他的拉到工厂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到造纸厂化作纸浆。

在破坏文化上,毛政权是导演。这突出表现在对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坏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苍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这里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无数艺术品。文革开始,当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们不忍心下手,于是“中央文革”专门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派来。出发之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举起拳头,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庄严宣誓”,誓词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砸碑时,“中央文革”的指示具体到可砸什么,不可砸什么,“以明清划线”。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到场告诉红卫兵该保留哪块碑,红卫兵便在上面写一个“留”字。

江青是毛毁灭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严厉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书绝大多数被禁,只出了几本所谓小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黑字体的毛语录。画倒是有几幅,歌倒是有几首,无一不是歌颂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独霸,银幕上也只有寥寥几部钦准电影。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沙漠。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产党内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时机成熟了。他简称“走资派”。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究竟谁是“走资派”毛没说明。他也不知道全国众多的干部谁反对过他,谁对他忠诚。毛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全部打倒,换上新的人后,再一个个审查他们。至于忠实于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时不再以高干子弟为主体,而是遍地开花的、专整“走资派”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凭著造反派的冲锋陷阵,毛推翻了全国走资派。

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人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

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场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这也挺对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们有的恨领导,乘机报复。有的想往上爬,看到这是一条捷径。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们,现在是过瘾的时候了。

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进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问他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XX,载XX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著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著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XX和一群人扭著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著。他遍体鳞伤,双手举著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XX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后,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后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毛并不喜欢为后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

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决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进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后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进行。如今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进来。

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后的事了。

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农业生产不比往年差。中国没有失控。

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著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著小红书,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着。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

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

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

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进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随著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里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

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里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后从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里。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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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女侠,由衷地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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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芬:回首与反思

来源:德国之声

社会学者王容芬年轻时曾致信毛泽东批评文革,并因此入狱12年。中共庆祝建国60年之际,她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遭遇的坎坷和对历史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凭着宪法赋予它的执政党地位,凭着该党中央军委的兵权,连续执政六十年,破了专制主义的世界纪录。逢大庆典,古今中外都有大赦天下的惯例,中共竟以限制公民言论和行动自由为代价,向国际社会炫耀武力。作为党国曾经的属民,我深感奇耻大辱。

红旗下长大

我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出国前没离开过北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海淀。刚上小学时,学校还沿用培元学校的名字,它是中国基督教布道会二十年代创建的,教堂也是礼堂。念到二年级,区委派来一个年轻女校长,换下当了42年校长的基督徒祁国栋先生,我们最喜欢的老师,祁校长的小儿子也被抓走了。学校改了名儿,新名儿取自学校旁边儿那个死水坑"泄水湖",礼堂里不许做礼拜了。祁校长住的跨院儿里有个福音堂,全海淀的基督徒都改在那儿做礼拜。后来福音堂改成了海淀区图书馆,基督徒们只能在家里做礼拜,这是家庭教会的来源。1954年共产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里面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它的潜台词是:没有传道的自由。第二部宪法干脆挑明: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家庭教会由此成为违宪组织,父母给子女讲解《圣经》也是违宪活动,消灭宗教是党政国策之一。

念完小学,我考进离家最近的一零一中,这所来自延安的贵族学校首次对平民子弟开门,我居然成了毛远新们的同学。一零一不是北京中学的顺序号,而是学生家长郭沫若给起的名字,取自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郭沫若有一本诗集叫《百花齐放》,一首诗写一种花儿,第一零一首压轴,叫"其它一切花"。我进一零一那年赶上反右,百花凋零,教导主任路开先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外乡。在一零一的三年初中,是我一辈子最不开心的三年。同学依着父母地位分等,连伙食都分等,甲伙每月九块钱,乙伙六块,丙伙三块。我妈的杂货铺被公私合营了,其实是没收了,她从来没拿过股息,枉顶了小业主的帽子。小业主的工资只有十三块,我连丙伙都吃不起,从家里带饭上学。尽管我吃得最差,穿得最破,却被学校当作剥削阶级子女,划入另册。五十年代共产党实行供给制,干部家庭每一个孩子配一个保姆,那些高干子弟连手绢都不会洗。我是我们家的保姆,负责做饭和拆洗缝补全家的穿戴、铺盖。寒假暑假,出身好的同学们跟着父母去北戴河度假,我这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得打工挣学费。

光长年龄不长个

高中我考上了外语学院附中,这学校高干子弟凤毛麟角,同学都跟我出身差不多。老师也不势利,只看成绩,不认家门。我们都在青春期,赶上国家折腾穷了,勒到了小孩子肚子上,男生定量三十斤,女生二十八斤半,我和几个小个儿女生只有26斤。老师号召节约粮食,我每月节约下6斤,支援灾区和班上吃不饱的男生,饿得经常休克,光长年龄不长个儿,衣裳越穿越肥。高中三年,是共和国最惨的三年,退到了配给制的底线,什么都凭票购买,除了粮票,还有糖票、肉票、布票以及买鱼买菜买豆腐的购货证。一人一年发一尺布票,难怪赫鲁晓夫说中国五个人穿一条裤子。毕业那年毛泽东不主事了,陈云调整经济,立竿见影,粮食定量长了,人也长个儿了。原来发展生产不是难事,当权的无为之治,老百姓就能养活自己。

有位同学保留着高中毕业合影,给活着的同学每人印了一张。二排右起第二个是我,四排右起第三人是我们班长张久兴。他是高干子弟,放弃保送大学的机会,当了兵,学校给他披红戴花,大家敲锣打鼓把他送上接新兵的军车。张久兴天生当官的料,一路上升,当到团长,文革中反江青,被整死了。前排右起第一个女孩子也是高干出身,她的成绩不好,上不了大学,进了公安学校,文革初期进了公检法领导班子。我入狱后有几位同学试图请她帮忙,她索性和大家断绝了一切联系。文革结束时,这人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掉了下来,至今与我们没来往。

桃园经验

高中毕业,我直接升入外语学院,学的还是德文。一上大学就赶上教育革命,每学期半个月劳动锻炼,一年一个月。外语学院是练嘴皮子的,没有劳动条件,党委把伙房的大煤堆当成教材,一个班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搬过去,下一个班再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搬回来,暴土扬尘,热火朝天。学校发给澡票,干完活儿可以冲个淋浴。煤末子透过几层衣裳,一天下来,肉都是黑的。我的慢性鼻炎就是这么来的。

干了两年捣煤的教育革命,中央下达了新任务,停课下乡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整农村干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个算不到毛泽东头上,是刘少奇两口子出的点子。我们下去之前先学习第一夫人的"桃园经验 ",就是她在北戴河附近桃园大队蹲点悟出来的全套整人经,"桃园经验"是当作中央文件传达给我们的。

外语学院第一次去的地方是北京朝阳区王四营公社,我们的任务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整干部。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又被派到山西晋南襄陵县,白天学习,晚上整人。干部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挨整。派下来整人的还有县里、专区和省里的干部及军官,他们整起人来比学生狠,逼死人命的事时有发生。运动后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了农民头上,农民的头衔是公社社员。社员们房前屋后的自留地全被割了,叫做"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建国以来的各种运动都有人研究发掘,好像还没人研究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纯粹是劳民伤财、倒行逆施、与几亿农民为敌。

在山西,我认识了"四类分子"这个概念的实体,"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 "反"在镇压之列,故没遇见,"坏"是游手好闲者。四类分子不能与社员和干部一起开会,我负责四类分子。每次开会他们都例行公事检讨自己,一点小事都要上到"留恋旧社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纲上。偷是农村一种约定俗成的分配方式,家家偷,人人偷,只有四类分子不偷。那个地方有种陋俗,后来听说全山西都这样,还有说全中国都一样的,就是夫妻之外的朋友制,男的女的几乎都有性伙伴,只有四类分子不从此俗,特别是坏分子,从本能上鄙视这种劣俗,他们不仅两袖清风,还清高。如果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村有道德楷模,只有四类分子当之无愧。

文革开始

从山西回来没上几天课,文革就开始了,也是先学中央文件,这回是《五一六通知》。我们这一代学生没有吸收五七年学生右派的教训,凭着理念和激情给党委提意见。我对教育革命有一肚子意见,学生不上课,学不到知识。那时毛泽东在滴水洞寻欢,刘少奇坐镇北京,主持中央,派下工作组来,锁上校门整学生。凡提过意见的都被打成反动学生,我也成了批判对象,我的名字被打了仨大红叉叉,铺在路上供人践踏,每天三顿饭,我都踩着自己的名字进饭厅。

同学们是被工作组煽动起来的,情有可原,我至今不理解两位愈置我于死地的名师,这之前她们没教过我一堂课,我对她们也只能仰视,没有请教的荣幸。一位是英语系年轻的党员教师Z,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传译席上赶回来,写了一张声讨全校反动学生的大字报。我那打了红叉叉的名字夹在当中,她的签名在第一位。后来这人成为毛泽东贴身英语教师,我和那几位被她点名打叉的同学不过是她升腾中的几粒微尘。另一位是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夫人Y教授。Y教授领衔的大字报只针对我和系里另外一位反动学生,批判之外,还有揭发。Y教授年过花甲,官至系主任,该退休的人了,还追求什么呢?纵使把这俩学生打入十八层地狱,她又能升到哪里呢?她登台控诉,不是追求个人私利,而是把我们当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对待。

三十年后,一位不曾伤害过我的老师向我道歉,说他当年放弃了教师的职责,没能保护学生。如果这话从Y老师口中说出,我会倍受感动。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当守天地君亲师的名分。Y教授活到近百岁高寿,经常给德国人回忆往事,可惜到死都没有提过文革中丧失师范的那一节。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刘少奇的工作组撤了,校门开了,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北大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掌了权,草地上一大片脖子上挂 "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老师,被造反派监督着劳动,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暴力冲出校门,社会进入无序状态,抄家、游斗成了街景。我妈从小业主晋级"资本家",胸口别着黑牌上下班,招来红卫兵抄家,掘地三尺。学校里开始死人,法语系一位有法国妻子的老教授不堪凌辱自杀,跟着是校医室的黄大夫,红卫兵抄家搜出一张黄埔军校毕业证书,校长蒋介石的签名要了黄大夫的命。学校旁边湖南公墓里齐白石的坟被扒了,白骨放在操场主席台上,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

反抗工作组的造反派掌了权,我那短暂的反动学生履历成了光荣历史,八月十八,我被外语学院革委会派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做报告的是几年没露过面的国防部长林彪,他嗓音尖冽,不像个军人,每一句都声嘶力竭,让我想起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里希特勒的演讲。林彪的叫喊从十几个大喇叭里传出,乱糟糟地像打群架。最后,林彪喊四个万岁喊劈了嗓子,仿佛准备就义,又像要跟谁拼命。

后来是一个女红卫兵讲话,另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袖章,穿军装的毛泽东挥舞戴袖章的胳膊,喊"红卫兵万岁!" 广场上立即相应,一浪浪山呼万岁。我不是红卫兵,没有军装,也没袖章,裹在疯狂的人群里,直感到世界末日了。军委两主席联手运动群众,对付他们的党内对手,不惜混战全中国,启用娃娃兵。八一八承认了红卫兵的合法地位,承认打人有理,杀人有功。那时公安局还没砸烂,大院里堆满死尸,据该局统计,从红八月到九月初,有名有姓的尸体有1700多具。

致信毛泽东

红八月后,我给军委主席毛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为这封信,我被判无期徒刑,托邓小平先生的福,只囚了十二年半,原来的"恶攻"罪改成"反对林彪、四人帮",无罪开释。出来赶上改革开放,赶上审判林彪、四人帮。中国走正道了,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尊重。

我也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跟着饱经沧桑的费孝通老师做社会调查。费先生受到国际国内敬重,荣获社会科学里的诺贝尔奖马林诺夫斯基奖,当上民盟中央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总书记胡耀邦为他的《小城镇,大问题》写序。费先生越发临渊履冰,小心过了头,干了一件千古昏事,把别人寄给他的纪念反右30周年的信呈交统战部,引起一场整知识界的运动,导致党内角斗,最终把为他写序的胡耀邦拿下来。

一九八九

共产党生命不息,角斗不止,拿下胡耀邦的人很快失势,而且成为老百姓反腐败的靶子。后来的党内斗争沿袭文革,代替中央文革小组的是赵紫阳的智囊,这次没能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运动的对象也局限于京畿学生。与文革重大不同是,对立面过于强大,动用20万大军进京。这是对付学生,还是防止政变?在阴险与野蛮的党内决斗中,学生和市民成了撕了票的人质。这场屠杀,毁了上千条年轻的生命,也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修补的形象,中国从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国家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典型,成了国际社会的坏人头儿。政治形像的毁灭也为刚开放的经济套上国际禁运的大锁,使国民蒙受巨大损失。

我在枪声中匆匆离开那个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国度,比我的同胞多享受了二十年天赋人权。回过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又连续执政二十年。二十年里,这个党部内团派、太子党没有停止过内斗,且愈演愈烈。和历次党内斗争一样,遭殃的是老百姓,甭管什么宪章什么盟,只要粘上为对立面说话的嫌疑,就更倒楣。

中国人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哪一派上,只有民主取代专制,中国才有出路,百姓才有活路-这是我在党国四十年换来的一点点觉悟。除了民主,我以为中国最缺的是普世价值。精英们本该是道德楷模,领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中间却不乏为虎作伥者,引导良民生活方式。放弃普世价值、六十年长跪不起的精英贤达是专制主义的沃土。

作者简介

王容芬:旅德社会学家,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及译介。1966年,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风以及个人崇拜令当时正在北京读大学的王容芬深恶痛绝。于是她致函正处在权力巅峰的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为此,王容芬遭受了12年半的牢狱之苦。
Ein Fluch dem falschen Vaterlande,
Wo nur gedeihen Schmach und Schande,
Wo jede Blume früh geknickt,
Wo Faulnis und Moder den Wurm erquick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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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政治犯王容芬







作者:戴晴 洛恪





      有着明确的惩办反革命罪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第一章》是一九七九年颁布的(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在这之前,如果不考虑种种临时的规定,比如《公安六条》等等,对“反革命”的判罪的依据就是一九五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办反革命条例》了。此条例没有细目,统而言之为: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以本条例判罪。”

  考虑到汉语象形文字转意上的随意性及单音节字自由运用的特色“破坏”与“推翻”所能涵蕴的定罪面就很难说了——当然这是个语义学界绝对争不出个所以然的问题,好在自《条例》公布以来的案例尚存,只消作一点属于算术式的分析,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刑法·第一章》,它下领十三条款,规定得明白多了。

  将近十年了。在公众的记忆里,自一九七六年清明的大逮捕之后,如果西单民主墙算一次、卖情报给台湾的那两个半人算一次,一九八五年秋天北大学生与警察有了一点小磨擦之后抓的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也算一次的话,十年间,尚不见出现过轰动社会的政治犯案。

  几乎没有政治犯的十年,在中国,自一八四○年以来,大概是头一回。如果联想到中国的当权者这百年来对有着不同思想与政治信念的人之残忍与恣意,这十年,竟是平安得可以载入史册了。

  政治犯案在中国,与它的文明同样久远。

  如果把鲧算作“渎职”的话,最早的载入史册的政治犯,恐怕就是商汤了。“不多德而武伤百姓”的桀,先是把“修德”的汤“召而囚之夏台”,后来掉以轻心,放了。汤东山再起。“率兵以伐夏桀”,弃甲曳兵的桀后悔不迭——“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里的“修德”与否当然是后人的评价,因为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全体民众必须共同遵守的标准。

  不但奴隶制的时候,就是到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朕即法”,对政治犯的判断也只有一条:“忠”或“不忠”。有名的酷吏如郅都、杜周等,亢直也好、从谀也好,甚至暴挫擅磔、酷比蝮鸷,指的其实是他们的手段,并非量刑的标准。著名法家韩非虽然废了贵族的世袭分封,主张无论干部还是军官,都要自基层一级级选拔上来,最基本的政治标准仍是“上之所是,人皆是之;上之所非,人皆非之”;直到公车上书,讲的还是治民之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未动摇,人权的观念尚未萌生,政治犯的标准仍然只有一个——犯上。

  辛亥之后,民国诞生,《暂行新刑律》不再提“上”,只提“国”。对政治犯罪有了新的规定:内乱、外患、泄露机务;处罚是:徒刑、流刑、遣返;有死刑,但交一笔款即可了事的也有。

  对李大钊的审判开始时是合于法律程序的:组成合议庭,并据他“崇信并宣传共产主义”,论以煸惑罪,顶多内乱罪。但“谳上”之后,“斥之为失,出,悉改科死刑。”杀与不杀,还是张大帅说了算——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别说懂法,连字都不识几个。

  李大钊等人从容就义之后十个月,《中华民国刑法》颁布了。

  随着日寇的进犯,中国人能享受到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越来越少,恰如食物与燃料。《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与《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分别于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七年颁布,规定“凡是以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式宣传抗日、举行游行等,视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破坏交通,军警得立即逮捕,并得搜捕嫌疑犯。”

  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几大政治犯案,依据的全是这套条文。到了一九四七年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匆匆颁布。这是二十世纪以来刑罚最严厉的一部,死刑的范围极大。不过话说回来,权贵们何苦费这套文字功夫呢?宋教仁、廖仲凯、史量才、李公仆、闻一多,不都是从暗处噼叭放几枪就解决了吗?

  志士们的鲜血,洒遍了中国近代史以来的每一页,妇女们毫无例外。请看下表:

时代    姓名  生年   卒年   卒时年龄 罪名     处决方式
清末    秋瑾  1876 1907 31岁  暴乱     暴尸道路
大革命   陈铁军 1904 1928 24岁  异党     枪决
土地革命  杨开慧 1901 1930 29岁  最严重政治犯 示众枪决
抗日战争  赵一曼 1905 1936 31岁  战俘     枪决
解放战争  江竹筠 1920 1949 29岁  异党     秘密枪杀
人民共和国 张志新 1930 1975 45岁  现行反革命  禁声枪决(枪决前,以细铁丝勒住下腭,使犯人发不出声音。)

  可以说,中国妇女,从她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不曾将自己的聪慧与果敢仅仅局限在教育、保健、福利等“合于妇德”的有数领域。为寻求更加光明与合理的社会,她们不曾因自己身体的柔弱与环绕膝下的娇儿有过片刻的犹豫;当权者当然也不曾因这同一理由而对她们施予稍多一点的仁慈。

  她们的牺牲都很英勇。而且,都那么年轻。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一个系列学术讲座上。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学生的和学者们的心都活泛起来,恰如未名湖那一泓绿水。

  她讲的题目是“马克斯·韦伯与当今世界”,谁都知道这是个难啃的大块头,恐怕德国人自己都这么想。但她讲得挺漂亮,几句听下来就知道这是个读书而不读死书的人。她用典不少,但并未预先写在纸上,全是讲到兴头的时候随便拉来的。有些见解相当独特,起码除她之外,我还没在别的书上看到过。

  北大学生对演讲人之不客气是出了名的,稍觉厌烦,便是一片离席的噼叭声。她语调平平,几乎没有手势,却稳住了那么一大屋子人,包括走廊上和窗台上。

  我上前搭话。她很矜持。我称赞她的裙衣漂亮,想借此缓和局面,也收效不大。但她答应了接受采访(即光明日报的《学者答问录》),对我的稿子也十分客气地几乎一字未动。我想,或许她是因为大报将她一下子奉为学者而稍稍受了点惊吓吧?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来四十岁还不到——我以为她至少五十岁了——而且坐过十三年牢。

  按照中国二十多年前通行的政治用语,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她父亲四十年代开了个干鲜果品店,在她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母亲接手经营,虽然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交出店铺。当了国家职工(售货员,月薪人民币十三元),资本家的帽子一直戴着。现在,老太太每月还到“单位”领退休金,但股息是绝对不碰的——她以为这样那帽子就与她无干了。

  每月十三元钱养活三口人,王容芬小时候过的是苦孩子的日子。但她的“现反”不是出于对这一政权的仇视,反倒是挚爱,爱到非要用她一茎小草般的生命去改变她认为的“全民族错误的运转”不可。由此可以看出,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用理想与信仰来造就差不多五代人(其中包括一九一○至一九五○年出生的三代青年)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王容芬这样的“犯人”,一九六六年以来曾出现过一大批。以他们的死为世人所知的并不多: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等。他们都不是政治家,不但缺乏组织政治活动的最基本的常识,政治见解也浅稚得很——他们受的教育那么简单,读的书那么有限,能发表出什么政见呢?但这批人大都不怎么怕死,对常人孜孜以求的名利、安乐看得很淡。他们奉为神圣的,为之可捐弃一切的,是心中的信条。

  释放之后,王容芬曾到西德研究讲学。她差一点就见到了Johanner Wlkelmau,一位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终生默默收集整理韦伯文稿的老学者。她讲到这里十分动情,听讲的学生们直到一年以后还背得出她的原话。在西德,东道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她名字前边冠上了与她的研究相应的某种称谓。等她知道我准备把这头衔也介绍给读者的时候,急忙来信,请“千万千万”抹去。显然,没过多久,就有闲话传来(甚至过了很久还有)——“她算什么学者?!怎么找上的?!哼,她还曾……”

  是的,她还曾——

  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过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

  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

  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象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

  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湖,逼她喊:“我是黑帮……”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我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板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争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象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

  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卷进宫德林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

  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柱着棍子蹭。

  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搞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

  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讲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纲上线。

  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象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

  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

  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

  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铸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待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一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

  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象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

  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

  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

  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

  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打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

  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活,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

  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万岁万岁 万岁 万岁万岁 万岁

  还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

  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

  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设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捅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

  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象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翻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喊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

  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象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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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徒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

  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沾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作洗涤剂;无期死缓的——一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要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

  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男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

  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大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腐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扦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

  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她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旯旮,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日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

  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

  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黑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

  我妈的头发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

  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大学教数学。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一小时二点五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干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象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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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客报告》

文革廣西兩派武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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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廣西吃人潮,第一次集中出現在兩派武鬥後引發的虐殺,失敗者成為犧牲品,殺人指揮者多為握有權力的革委會、聯指、武裝部、民兵組織。殺人手段特別殘忍,計有敲死、溺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被迫上吊。最恐怖的是活割和吃肉。文革「人吃人」的第二次高潮,為武鬥之後的「刮颱風」,始作俑者是《七三佈告》。
「哥哥被吃掉了。」57歲的覃乃堅站在老屋前,用白話有氣無力地咕噥了一句。
這裏是廣西武宣,一個籍籍無名的小城。 9月末的早上,覃乃堅值完夜班回家,臉色透著倦怠。
1968年,覃乃堅的兩個哥哥在文革武鬥中喪生。其中一個被俘後,被打死吃掉了。 43年後的今天,這仍然是個疑案:不知道兇手是誰、不知道都有誰參與吃人肉、不知道誰該對此負責。
文革及其帶來的創傷,像潛流一樣,依然隱埋在今日亢奮的大國崛起表象之下。聽到我們清早討論死人的事情,覃乃堅的妻子不安地走來走去,用嚴厲的眼神瞪自己的丈夫,審視我的採訪記錄。
歷史的迷霧,在南寧市委黨校副教授黃家楠心中也埋藏了多年。 1968年,19歲的黃家楠是廣西都安縣造反派「四二二」的筆桿子,跟同齡人一起投身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作為親歷者,黃目睹兩派武鬥、普通人相互仇殺、同學戰死。
「最瘋狂的傳聞是,人吃人,階級敵人被活活割肉吃掉。」黃家楠說。但是沒有證據。文革史料至今秘不示人。退休後,黃家楠決心尋找這段歷史真相。他走訪了廣西大大小小的檔案館,屢屢遭拒。地方誌上,涉及文革的記述,多為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毛澤東晚年錯誤發動的這場運動,給廣西各族人民造成了沉重災難」。那些殘酷虐殺及死亡人數,公開資料多以「非正常死亡」一筆帶過。
2000年,在南寧的舊書攤上,黃家楠偶然淘到了上世紀80年代廣西處理文革遺留事件的大量案卷,「被撕掉了封皮,當廢品賣」。他花6800元買了14本。數年下來,收藏了一麻袋。讓黃膽戰心驚的是,一頁一頁翻看下去,他發現:人吃人的悲劇,文革時在廣西的確大範圍發生。
今年,黃家楠將蒐集的文革史料編寫成《壯鄉悲歌》一書。對文革廣西兩派殺戮進行了全面的回顧。血腥的歷史,如同浸入藥劑的底片,再度顯影清晰。
殺戮緣起
1967年1月,毛澤東鼓動全國造反派奪權。廣西第一把手韋國清被造反派打倒。時任廣西副書記伍晉南4月19日發表講話,公開支持造反派。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廣西四二二造反大軍,簡稱「四二二」。出於援助越南對美戰爭的現實需要,北京又轉而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支持韋國清的廣西造反派又組建了「無產階級革命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
被政治操弄的「四二二」和「聯指」,一派堅持「支伍打韋」,一派高喊「支韋打伍」。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此起彼伏,到了這年5月,逐漸演化為遍布廣西的兩大對立派,水火不容。
都安中學高三學生、19歲的黃家楠參加了四二二,主編《萬山紅》和《賽險峰》。開始,兩派用油印小報、大字報互相攻擊。現在黃家楠承認,「無論是四二二,還是聯指,其實對各自的主張都不清楚,大家都被裹挾進運動,都認為自己是毛澤東思想真正的捍衛者。」
辯論說服不了對手,武鬥開始了。 1967年6月13日到15日,南寧一中發生了文革以來南寧兩派第一次大規模武鬥,四二二派「指點江山」和聯指派「紅衛兵團」持續三天打石頭仗。學校教室的階磚大部分被撬出來,400餘人受傷。工人、農民、民兵等社會力量紛紛加入兩派,揭開了廣西全面武鬥的序幕。
7月23日,毛夫人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兩派響應「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毛主席號召,開始搶奪槍支彈藥,修築工事武裝割據對抗,局勢進一步混亂。聯指派得到了政府和軍方的支持,人多勢眾,手裏有槍。作為少數派的四二二意識到了危險,開始搶奪援越軍事物資。革委會的成立,並沒有制止廣西各地此起彼伏的大規模武鬥。到了1968年,兩派決戰爆發在即。
1968年5月,武宣縣兩派戰事爆發前,覃乃堅12歲。「大喇叭晝夜廣播,催促住在雙方交火地帶的百姓迅速撤離。」
武宣的四二二佔據了具有500年曆史的北門城樓作為指揮部。從北門到縣城中心,西至潛江岸邊,是四二二的勢力範圍。四二二的作戰總指揮叫周偉安。覃乃堅記憶裏周是工人,在家行八,家就住在西街。
聯指總部則劃分為5個戰區,從1968年5月7日到9日,連續調集周邊民兵集結,將四二二包圍。 10日,聯指負責人廖漢生(編者註:並非中央軍委之廖漢生)在巡視中被冷槍擊斃,同日中午,聯指用炸藥襲擊北樓,戰爭打響。
5月12日,柳州「一反到底」聯指部分成員來武宣援戰,貴縣武裝部副部長率領民兵300餘人援戰聯指。對武宣四二二形成了南北夾擊。當天深夜,炸藥轟鳴,槍聲密集,火光照亮夜空。四二二造反大軍力不能支,棄城而逃。這場戰鬥歷時40多個小時,雙方死亡97人。
3個月後,黃家楠同樣親歷了一場生死之戰。因為四二二在都安受排擠,6月黃跟兩個同學搭車逃到了南寧,進入四二二解放路的武裝據點投靠同鄉。同鄉是武裝連連長,他自豪地帶領黃參觀擺滿了衝鋒槍、機槍、自製土炮、手榴彈的民房。戰前氣氛讓黃家楠感到緊張。
1968年8月5日,聯指向四二二解放路據點發動總攻,動用了高射機槍,四〇六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砲,以及發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藥包。毛澤東的追隨者們,喊著「保衛毛主席」的口號在槍聲中死去。跟黃一起逃到南寧的韋姓同學在砲火中死掉。黃在砲火中僥倖活下來。
5日,廣西四二二頭頭熊一軍率隊走出掩體投降,攻打解放路基本結束。黃家楠第一次見到這個風雲人物,是個40歲的瘦弱男人,舉著白旗,眼睛因為恐懼失去了神彩。
包括黃家楠在內,6445名四二二成員成為俘虜。上午九點,解放軍、聯指、工糾隊,一起押送俘虜出來。高舉雙手的黃家楠看到,很多俘虜被同單位的聯指派指認,點名拉出隊伍,沒有審判,當街馬上槍斃。隊伍走到廣州路照相館門前短短幾百米,已經槍殺了26人。他心裏充滿恐懼。
8日,戰斗全部結束。解放路附近33條街巷成為一片廢墟。四二二全軍覆沒。這場戰鬥是廣西兩派標誌性的戰役,號召攻克「最後的堡壘」。不完全統計,圍攻解放路和展覽路打死1470人。而勝利一派對失敗一派的報復性虐殺,隨即開始。
活割還是死割?
覃乃堅來到自家二樓,取出兩張信紙,這是1984年處理文革遺留事件時,武宣縣為兩派武鬥中死去的兩個哥哥開具的「死亡證明」。
內容大同小異。其中一份寫道:「覃乃武同志,生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分農民,系武宣縣武宣鎮武北大隊第一生產隊人。在文化大革命內亂中,由於受極左路線的影響,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在二塘公社大平垌處,被迫害致死。」
覃乃武和覃乃文死時分別25歲、22歲。覃乃堅的印象裏,覃乃武魯莽好勝,覃乃文文靜,但「都是老實人」。一個在礦上做工,一個在家務農。僅僅因為家在四二二的地盤上,即被裹挾其中。
1968年5月12日,北門城樓失守之後,四二二派潰敗逃竄。當天深夜,覃乃文突圍逃到桐嶺,被聯指擒獲。事後,覃乃堅了解到,一根生鏽的8號鐵絲,穿過覃乃文的手腕,痛苦的覃乃文被扔在一部卡車上,押解回武宣。路上遭到了虐待。聯指戰士用一塊木板壓在他身上,10幾人踩踏木板,他的哥哥半路上就被壓死了。
覃乃武在突圍中受傷,跑到在郊區大龍村親戚家養傷20天,後又逃到二塘躲藏,被檢舉打死。覃乃堅說,後來經過他的調查,確認兇手姓甘,系二塘武裝部的部長。覃乃武的死更為恐怖。甘某當街打死覃乃武,手持利刃,剖開了覃乃武的腹腔,「用腳一踩,心肝就跳出來了,割下拿回煮著吃了。」剩餘的屍骨被懸屍示眾,圍觀群眾蜂擁上前,把肉割走,拿回去煮食。
在黃家楠蒐集到的官方處理文革遺留事件資料中,這種開膛取肝的人吃人多次出現在80年代的官方調查資料中。
割人肉做什麼? 《本草綱目》曾有人肉人肝可以入藥的描述。廣西民間曾有人肉治癆病的說法。當地流傳較廣的說法則是,日本兵曾打到廣西,當地人殺了日本兵曾以吃人肉的方式表達對侵略者的仇恨。故有民間俗語說「恨不得吃你的肉,挖你的肝」。
黃家楠說,「吃人肉是為了顯示對階級敵人的恨,也顯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和勇氣。」他蒐集到的一份資料顯示:當年武宣一個19歲的名叫黃文留的女性農民,不僅勇敢地參與煮食階級敵人肉,還拿了2片肉回家給母親吃。黃文留的勇氣得到了回報,1970年,她當選為縣革委會副主任。直到上世紀80年代處遺時被揭發吃人肉才被開除黨籍和工職,發配到柳江縣水務局做挖沙工人。
黃家楠收集的檔案中,文革中,廣西最早出現的人吃人事件出現在1967年。「廣西的人吃人高潮主要有2次。」黃家楠說。第一次集中出現在兩派武鬥後引發的虐殺,失敗的四二二成為犧牲品,殺人指揮者多為握有權力的革委會、聯指、武裝部、民兵組織。殺人手段特別殘忍。計有敲死、溺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被迫上吊。最恐怖的是活割和吃肉。
武宣四二二總指揮周偉安5月13日凌晨突圍,14日逃到祿新鄉大榕村被擊斃,縣聯指頭頭潘茂蘭到大榕將周的頭顱和雙腳割下,拿到祿新為聯指武鬥死者開的追悼會場,懸掛於樹,當天又帶到縣城食品公司肉食門市部側畔懸掛於樹。
周偉安的四兄周石安,出工回家,被人舉報「這是周偉安的哥哥,偷過大米。」還沒來得及爭辯,就被民兵頭頭王春榮等人用扁擔打死,當街剖腹取肝。四二二紅衛兵覃守珍和韋國榮兩學生,12日被古祿大隊民兵抓住,行至糧所被打死,然後被割肉取肝。
關於這兩個紅衛兵之死,調查略有分歧:「活割」還是「死割」?一份群眾證言說,兩人是被打死後才被割肉取肝。另一份供詞則顯示,覃和韋兩人是被用刀活割取肝而死。
1968年6月11日,武宣縣革委會成立糾察隊,實際大開白色恐怖殺戒。 6月17日,武宣圩日,蔡朝成等人拿湯展輝上街游斗,走到新華書店門前,龍基用步槍將湯擊傷,王春榮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圍觀的趕集群眾蜂擁而上動手割肉,湯命絕身亡。縣副食品加工廠會計黃恩茂砍下一條腿骨拿回單位,給工人鍾桂華等剔肉煨燉吃。當時縣革委會副主任、縣武裝部副部長在場一言不發。
40多年之後,今天武宣北街83歲的余志忠老人還記得這殘酷的場面,「你一刀我一刀,很快就只剩下了骨頭架子。一個老媽子去晚了,肉都割完了,就用刀割下湯的卵(生殖器),用草繩紮起來拎走了。」
當時正在召開四級幹部會,參加縣四級幹部會議的個別代表也參加吃人肉。 6月21日晚,武宣中學18歲的張富展被打死,黃培剛取肝割下陰,其他人蜂擁而上把肉割完。 1968年6月23日,黎明啟三兄弟「黑五類分子」,被活生生敲死,而後剖腹取肝,割掉生殖器。
1968年7月,通挽區大團村第七生產隊批鬥甘大作,將他拉到附近田邊。甘業偉一棍沒有打死甘大作,甘祖揚動手脫掉大作的褲子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等我死先嘛,你們再割。」甘祖揚無動於衷,繼續割去甘大作的陰部。甘維形等人爭著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擁將甘大作的肉割光。
黃家楠說,文革「人吃人」的第二次高潮,為武鬥之後的「刮颱風」。 「始作俑者是《七三佈告》。」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七三佈告》,核心內容是對柳州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支援越南物資、衝擊解放軍機關部隊、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等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在這份掀起「向階級敵人進攻的砲火」的佈告中,偉大領袖毛澤東批示「照辦」。
7月24日,《廣西日報》發社論:貫徹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佈告》。之後,全區進一步掀起了對敵執行群眾專政,動用了軍隊,調動了民兵,刮起了殺人的十二級颱風。廣西各地均出現了亂抓、亂鬥、亂打死人的事件。
臨桂縣,全縣被打死的達2051人,佔當時全縣總人口265134人的0.77%。僅在1968年6月到10月間「三保衛」(保衛包主席、保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革委會)被公開、秘密殺害1783人。
7月20日,臨桂縣兩江万人大會,會後指揮民兵先將蔡玉階、謝樂斌等四人在兩江小學廁所附近槍殺,其餘37人用翻斗車運到「老鼠鑽倉」集體殺害。僅殺人高潮7月份,全縣就被打死475人。臨桂縣革委會常委韋英豪造反起家,「該殺的要殺他一批,不然,我們睡也睡不安穩。」從1968年6月到9月,韋親自組織殺人,被他一夥殺害的群眾共290人,1985年元月被廣西高院判處死刑。
北海市,1968年3月,外地亂殺人傳到北海。聯指頭頭到合浦參觀學習刮風殺人經驗認為,「合浦沙崗西場等地殺人很有辦法,打三棍,一棍打頭,一棍打下陰,一棍打背,人就死了。不用開槍。」於是各公社、派出所傳達,有的公社還結合本公社大隊情況,研究部署批鬥殺人,制訂殺人名單。 4月就形成了高潮,一個月就殺了115人。從1968年3月到9月,全市先後亂殺人141名,其中,革委會成立後就殺害了134人。
靈川縣,以群眾專政之名,殺害1103人,佔死亡人數78.9%。殺人主要集中在1968年的6月到9月。全縣11個公社125個大隊,除了一個大隊,其餘124個都亂殺人。其中10個公社以公社革委會和公社衛革指揮部共同策劃,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殺人。
賓陽縣,在貫徹執行《七三佈告》中,全縣每個公社都成批殺了人,從7月26日到8月6日的11天,全縣被打死3681人,有176戶全家滅絕。佔全縣在文革中死3951人總數的93%。策劃者到1983年處遺時,都分別給予了處分。
邕寧縣,全縣貫徹《七三佈告》中共抓關了所謂壞人2440多人,其中有783人在「群眾專政」的拳頭、木棍、石頭、槍口之下慘死,甚至有的被活埋、火葬、水葬、剖腹取肝。 9月30日,南曉平朗大隊社保主任李安昌在大隊廚房整菜時,聽見民兵李明成喊:「張明黎逃跑了!」即持槍出去追,開槍把張打死。李安昌手持匕首,當著眾人的面前,剖開張明黎的腹部,取出肝臟,舉起對「犯人」說:如果誰再逃跑,就同這樣的下場。說完即把肝拿回大隊炒吃。
黃家楠認為,從這些史料分析,發布命令、執行殺人者多為武裝部、民兵營及革委會頭頭,亂殺人多數經過了革委會同意。
《七三佈告》之後,廣西形式進一步惡化,成為鎮壓四二二的一場更大規模的殺人行動。根據1984年資料統計,文革期間,廣西死亡八萬四千多人。其中,《七三佈告》後死亡49272人,佔總數58.3%。如按照革委會成立之日為分水嶺,則在革委會之前死亡12456人,佔總數14.7%,成立後死71816人,佔總數85.3%。
人肉的滋味
40年後的今天,我來到武宣,試圖尋找一個仍然健在的食人肉者或者當事人。根據黃家楠整理的資料,武宣在文革期間死亡526人,其中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而參與吃人肉的名單,至少在400人左右。
這當然難度很大。有的人已經死掉了,有的選擇了隱姓埋名。多數不知所踪。 40年過去了,現在的年輕人甚至不相信這是真的。
在武宣兩派激戰的北樓遺址,我故意帶著挑釁詢問一個經歷過武宣武鬥的當地人,「你有沒有嚐過人肉的滋味?」他被激怒了,一字一頓的回答我:「這是武宣的恥辱,不是每個人都是野蠻人。」
夕陽穿過北門城樓,拖出一個長長的陰影。這陰影至今壓在武宣人心頭,令文明蒙羞。
很幸運,我找到了一個仍然健在的當事人:87歲的吳宏泰。吳現居柳州。文革後,又成為柳州教育局處遺小組負責人。他既是歷史受害者,又是歷史的清算者。
1983年,作為處遺調查的負責人,吳宏泰親自去調查武宣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被學生打死、割肉吃掉的事件。
黃家憑曾任廣西蒼梧縣副縣長,武宣桐嶺中學副校長。因為出身問題,成為學生批鬥的對象。 1968年7月1日晚,桐嶺中學十丙班批鬥黃家憑校長。學生覃廷多等四人在押送黃家憑回宿舍的路上,一聲令下,眾人亂棍將黃家憑打死。
1983年調查時,吳宏泰逐一到案發學校查看現場。一個更驚人的事實隨之被披露:黃家憑死亡次日上午,學生黃佩農,剖開黃家憑的腹腔取肝,女學生張繼峰等人將黃的肌肉割光。只剩一具骨骼丟在樹下。一位老農因為不忍看慘狀,用簸箕把骨骼挑去埋葬。吳宏泰至今記得老農講述時的慘狀:「一個成人,只用2個簸箕就把遺骸掃走了。」
毛澤東的忠誠戰士們,對於吃階級敵人的肉還有諸多迷信。吳宏泰說,迷信之一,就是人肉不能拿到自己家裏烹製。所以,殺死黃家憑當天下午,年輕的兇手們,就在學校廚房周圍和宿舍屋簷下,用瓦片烘焙黃的肝和肉來吃。
吳宏泰說,調查時甚至發現,參與割肉烤吃的張繼峰,還是黃家憑兒子的女友,為了表示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向黃舉起了刀。黃的後人對這段歷史仍然心有餘悸,黃的兒子不願意和我見面,他承認這段野蠻的歷史是真的,但是「接受采訪需要經過領導批准」。
臨別時,吳宏泰小心翼翼地說了一段讓我更為震驚的話,「知道嗎?造反派開膛剖腹取肝的時候,我就在身邊。」
1968年,黃家楠正是武宣中學的校長。一夜之間,武宣中學的師生們分化為四二二和聯指兩派。武宣中學有70多個老師,吳宏泰在內的6個老師,被打成了五類分子。出身不好的老師們成為兩派輪流批鬥的對象, 「四二二文鬥,聯指喜歡打人,下手狠。」吳宏泰說。
1968年6月18日,吳宏泰和覃昌蘭、王著尤、韋天社等五位教師被付屏堃、何開朗等幾十個聯指派師生輪流批鬥。晚上8點批鬥吳樹芳老師,吳樹芳曾經在國民黨做營級幹部,在武宣中學教圖畫。因為畫了一張解放軍戰士瞄准開槍的宣傳畫,被批為「污衊解放軍是獨眼龍」而遭批鬥。
學生韋解安第一個用木棍打,跟著20人對吳樹芳進行毒打。後來一個聯指派的老師拿了一根2尺長的鐵條,交給何開朗,何用鐵條打吳樹芳的後腦。吳昏迷在地。
吳宏泰記得吳樹芳爬回宿舍,直喊腰疼,很快死於床上。一個小時後,另一老師覃昌蘭也被毆打致死。 「五類分子」趕忙向學校聯指司令部頭頭報告。頭頭廖振坤說,「當狗死」。聯指成員同時又是武宣中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這天演出回學校餓了,想吃點宵夜,廖振坤說,「聽說人肝可以做藥,搞點回來。」
武宣中學聯指造反頭頭潘茂蘭、付屏堃等學生到廚房要了一把菜刀和一個塑料袋,押送吳宏泰、韋天社這些黑五類共4人,把吳樹芳屍體抬到一公里外的潛江邊。
到河邊後,付屏堃交給吳宏泰一把菜刀,「要我動手挖肝。」吳宏泰手腳打戰,哀求,我不懂怎麼樣要出來呀。又令韋天社,還是不敢。何開朗說,「給覃老師,他比較大力。」強迫覃老師動刀。眾人幫扶屍體,剖腹取肝,又令覃老師割了屁股上的肉,拋尸江中。
回到學校,潘茂蘭等人把心肝放在廚房菜板上,在場17人,分別在廚房和一個老師房間煮吃。有的還在走廊等處烘烤人肉人肝。
吳宏泰說,「如果當晚沒有動刀,我們肯定都被打死了。」第二天,有女生聽說此事,當場嘔吐。 40年後的今天,吳回憶起那股炙烤人肉的味道說,「腥味飄蕩,令人不寒而栗。」
文革結束多年後,吳宏泰收到了一封信。來信者是當年打人最狠的學生韋解安。 「信的大意是懺悔。他不敢來見我。只是表示,當年自己太幼稚。」
「知道韋解安打人狠到什麼程度嗎?」吳宏泰站起身,用手模仿著,「他用掃帚上的竹棍打我的後腦,一下一下打,當時不覺得疼,回來之後發現白襯衣都被血染紅了。原來韋在竹棍上釘上了釘子。」韋當年只有13歲。
因為對往事的厭惡,吳宏泰接到這封信後並沒有細讀,也沒回信。 「我不會跟他聯繫,你可以說他們當年幼稚,也可以說我不夠寬容。」夕陽照在這個舉止謙和的老人的臉上,沉默了好一會他一字一頓地說,「我絕對不會寬恕。」
九成人非正常死亡
派性武鬥也給黃家楠的生活造成很大影響。被當成俘虜遣送回都安後,他被送進學習班,前後有8年失去自由,直到30歲才討老婆。 1977年恢復高考考入廣西師院才扭轉了命運。
數年後,廣西開始對文革遺留事件進行處理。 1983年3月,自治區黨委召開「處遺」工作會議,層層成立了「處遺」領導小組和辦公室。一是平反。扣在黃家楠頭上的「反共救國團」被摘除。接著對文革中殺人兇手及其主謀、策劃、指揮者,視其情節處理。
鑑於亂打死人的問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歷史悲劇」,因此,根據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指導思想,「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的方針和「適可而止的」精神,除了少數主謀被判刑槍決,大部分給予了黨紀開除處分。吃人肉者則一律開除出黨。
以武宣為例,後來官方統計,當地參與吃人心肝的有工人、農民幹部、黨員約400人。 27人被開除黨籍或者清除出黨。非黨員幹部因為吃人肉受行政記大過開除乾籍行政開除留用的18人。黨員工人吃人肉記行政大過降工資行政開除留用的21人,農民黨員因為吃人肉開除黨籍或者清除出黨的59人。
黃說,這顯示「人吃人」是一個參與範圍極廣的事件。但也只是個不完全名單,究竟有多少普通群眾參與其中,仍然是個謎。
武宣吃人肉事件被曝光,始於上世紀文革結束後,三名剛正不阿的地方官員:原廣西來賓副書記王祖鑑、原武宣公安局長杜天生、原武宣政協余光美,多次向北京檢舉揭發,人吃人內幕才曝光天下。王祖鑑和余光美多年前已經去世,77歲的杜天生患有心臟病臥床不起。
而在黃家楠蒐集的資料裏,廣西發生吃人肉,挖人肝的地方,還有上思、靈山、天等、貴縣、橫縣、武鳴、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縣、欽州等縣。
黃家楠分析,廣西在文革中死亡的八萬四千多人中,武鬥死亡的僅3312人。非武鬥情況下,被亂打死,迫死,或者失踪的809810人,佔96%。 「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廣西殺人多是在有領導有計劃進行的。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者集體殺害的。」
因為擔心家屬報復,政府並沒有告訴覃乃堅誰是殺害及吃掉哥哥的兇手。沒有審判,也不知道兇手,至今這成了受害者家屬的一個傷口。文革遺留事件是在行政系統解決。除了 ​​少部分民憤極大的亂殺人者被追加刑責外,大部分以開除公職和開除黨籍處理。比如,聯指總指揮黃某某處遺期間,羈押6個多月,免於刑事起訴,最後開除黨籍。
「人與人的信任完全消失了。」覃乃堅說,有段時間,在老城街上行走的時候,遇到那些沒有遇害人的家庭,他都會懷疑對方有沒有曾經參與過分食哥哥的肉。
覃家祖屋處於北街,被炮火炸毀。處遺期間,鎮政府賠了9根碗口粗4米長的杉木,又給每個哥哥賠了220元喪葬費。民間素有「死在柳州」之說,上好的杉木是做棺材的首選。但是這9根杉木卻無法盛殮亡兄的屍骨。因為屍骨被革命群眾遺棄,已經無處尋覓。
對於覃乃堅來說,故園隨著那場瘋狂的內戰已然淪落。覃說,1989年,他和同鄉第一次到北京旅遊,專門去毛澤東紀念堂參觀。原本他如億萬中國人一樣,對毛澤東帶著無緣由的崇拜,但是這次,「我非常認真的看著他的遺體,卻一點也找不到崇敬的感覺。」
歐致富

新阶级的特征

共产党官僚组成的新阶级,既可任意支配和拥有全国的财富,又不用为这些财产负责,使他们挥霍起来更加肆无忌惮。“这个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

这也是中国新阶级的的写照,甚至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在全国有几十处行宫,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宫或别墅;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的菜谱仍然是中西珍馐;最荒唐的是,一边饿死几千万人,一边用一万多吨粮食酿制两千零七十九吨茅台,供新阶级的人享用。社会上一九五八年就禁止跳舞,许多人因违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里却一直跳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等巨头还叫来空政、公安文工团的年轻女演员陪舞,“宠幸”的女孩还要陪到床上。各省市的新阶级也自成一个小王国,也是花天酒地。一九六五年柯庆施去四川,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设宴招待,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等人作陪,柯庆施因饕餮美食过量和饮茅台,导致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活活吃死了。邓小平常在打桥牌时决定重大人事早已闻名,最近,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揭秘:邓小平因打桥牌而罔顾河南溃坝救灾,酿成二十三万人死亡的震惊世界的惨剧。

超越《新阶级》的邓式改革恶果

如此荒淫无度的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泽东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国遍地饿殍民怨沸腾。邓小平上台后不得不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

但邓式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巩固共产党的江山,并以“让一部份先富起来”的名目,维护新阶级和他们的子女的利益。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共产党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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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日 星期二

參考藥方

1、皮肤粗黑:靠化妆品增白皮肤,只能一时掩饰,治表不治本。现向您介绍一种治表治本能使皮肤增白而真白的妙方,即简单又有特效:用白醋与甘油,按2:1混合,常搽皮肤,一日二至三次,能使皮肤湿润,减少黑色素沉积,一月后皮肤即细腻白嫩,洁净光滑富有弹性,充满美感(此方对遗传性黑皮肤均有疗效) www.6park.com
. 2、除面部皱纹:鲜黄瓜汁半两,加入等量鸡蛋清(约一只蛋)搅匀,每晚睡前先洗脸,再涂抹面部皱纹处,次日晨用温水洗净,连用半至一月,以使皮肤逐渐收缩,消除皱纹有特效 www.6park.com
3、除雀斑:杏仁*5钱,磨成细粉,用鸡蛋清调成糊,每晚睡前涂面部,次日清晨用温水洗去,一日一次,10~15日显效,以后不发。 www.6park.com
4、黄褐斑、蝴蝶斑:冬瓜汁、白醋等量,调匀搽面部,一日2~3次,搽后过10分钟洗去,连用半月即可除净。 www.6park.com
5、除面部色素斑:鲜西红柿汁与蜂蜜按2比1混合,涂面部,过10分钟后洗净,连用10~15日,能将黑色素分解,皮肤变白红润。 www.6park.com
6、除粉刺(酒刺、青春豆、痤疮):鲜黄瓜汁、白醋等量调匀,先用热水洗脸后再搽脸,一日三次,搽后过10分钟用温水洗去,连用半月可愈。以后不发。 www.6park.com

7.面下粉刺:(验方) .蔓菁子研沫。加入雪花膏每天晚上涂抹数日即愈。 www.6park.com
8.脸上黑痣点去掉法:洛阳:赵建林 .生石灰、白碱各一半,用酒精调成糊状,点在黑痣上半天即掉。 www.6park.com

9.面上黑星:(验方) .芫荽(又名香菜)煎汤天天洗,数日去掉。 www.6park.com
10.除黑痣:花生米烧焦捣碎,用酒精调匀,涂痣上,每晚睡前涂上并包好,次日晨洗去,连用半月可除(大痣需涂一月)。 www.6park.com
11.脱发、头屑、头痒:每次用桑树根皮*4钱、水二斤,加陈醋2两烧开洗头,一日一次,洗后勿用清水过头,连用5天,能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有固发作用,并治头屑、头痒、可再头发。 www.6park.com
12.鬼剃头(斑秃、秃顶):按54条使用,并用老姜片每日擦头皮3~5次,与54条同用半月,以后不出一月便重新长出一头浓发。 www.6park.com
13.头发增亮:啤酒与陈醋按2比1混合,每日用毛巾吸湿再涂发一次,连用半月。发质自然变亮。 www.6park.com
14.秃头:河南少林道人传方 .雄鸡头三个捣烂,蜂蜜调涂之神效。 www.6park.com
15.黄白发变黑*:(健康杂志) (1):柏壳300克,装入袋内,晚上睡时枕,坚持半年到八个月。葚奇。 ( 2): 东行枣根(小酸枣东边扯的根)3两煮水洗,一天一次,连洗一周,发长且黑。 www.6park.com
16.头发早白:何首乌*3两,核桃肉7两,黑芝麻2斤,一起炒干,磨成粉,每次半两,用红糖水调服,一日二次,连服一月,过3~4月后,头发可转黑,忌蚕豆、肥肉、油炸食物。 www.6park.com

17.少白头变黑发:中国医学会 (1)柏壳装枕头,枕半年自黑。 (2)何首乌三两,黑芝麻三两加红糖水煮沸分三次吃完。连吃半月后,白发逐渐变黑。 www.6park.com
18.头发脱落特效法:云南名医:李笑白 .用桑叶熬水洗头,三日即愈

19.减肥:每天用干荷叶*10克,干冬瓜皮*20克,泡热水喝(可泡两至三遍),连用1~2月,有去厚腻、刮油脂之功效,是减肥者首选特效方。忌肥肉、油腻、少吃糖。 www.6park.com
20.瘦人增胖:鸡蛋二只,打在碗内,加生西红柿汁一汤匙和适量白糖,用等量开水冲成半熟食用,每日一次,早晨空服,连吃一月,以后会逐渐变胖。 www.6park.com
21.牙变白:用食盐、小苏打等量,加水调匀,每日刷牙一次,3~4天可除牙齿表层所有色斑,使牙齿洁白。 www.6park.com
22.酒糟鼻:白萝卜切成片,蘸白醋擦患处,一次3分钟,一日三次,连用一周,可治愈。 www.6park.com
23.女性延缓衰老: 美容 〖 原 料 〗: 龙眼肉20颗,制首乌15克,当归6克,红枣6个,冰糖50克。〖 制作 〗: 1.将制首乌、当归去净杂质,烘干研成粉末;红枣去核,洗净,切成细粒;龙眼肉剁细.洗净锅置中火上,掺入清水约700克,加入首乌、当归粉末,煮几开之后,下龙眼肉、红枣、冰糖熬成约300克的羹汤即成。
〖 特 点 〗: 甜羹适口。〖 说 明 〗: 制首乌补肝肾,益精血,黑头发,悦颜色,久服益寿。当归补血和血;龙眼补精益髓,美颜色,润肌肤;红枣养脾气,平胃气,通九窍,助十二经,久服轻身延年。此成菜有美容颜、润肌肤之功效。女性常吃可葆青春长在。 www.6park.com
24.增白养颜: 美容〖 原 料 〗: 鸡肉150克,金针菜60克,冬菇3个,木耳30克,大葱1根,食盐、味精各适量。〖制 作 〗: 金针菜、木耳、冬菇用清水泡发,择洗干净;冬菇切成丝;鸡肉洗净,切丝,用食盐拌匀;葱洗净,切花。金针菜、冬菇丝、木耳放人开水锅内,用文火煮沸几分钟,再放人鸡丝煮至熟,放葱花、食盐、味精调味即可。〖用法 〗: 佐餐食用,每日1~3次,每次150毫升~200毫升。〖 功 效 〗: 补血和血,健美养颜。适用于面色不华、早衰面枯。对病后体虚、贫血或神经衰弱、高血压等也有疗效。〖宜忌 〗: 感冒发热者不宜食用。 www.6park.com
25.治脂溢性脱发:透骨草15克,每天一剂,水煎,先熏后洗头,洗后用清水冲洗,一般3剂可见效。 www.6park.com
26.治须发早白:桑葚30克,菟丝子30克首乌30克,黑豆25克,水煎服,饮汤吃豆,每晚一次,连服一月,治眼目昏花,须发早白。 www.6park.com

27.青春痘:河南名医 .白艿30克、盐10克。每天用上药泡水2小时外用,搽患处。 www.6park.com
28.防衰老:将鲜西红柿捣烂去汁加少许白糖,每天用其涂面,能使皮肤细腻光滑,美容,防衰老极佳。 www.6park.com
29. 桑树皮熬汤治秃发:将桑树皮熬成浓药汤(200g之桑树皮加1000cc的水,熬成500cc之药汤),或利用米酒头浸桑树皮(浸约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在洗过头后,利用这些桑树加工液来涂抹头皮,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不久掉发的地方就会长出新的头发,而且长出的头发会变得很黑,不仅是头发它甚至也可以帮助眉毛及其他体毛的生长。 www.6park.com
30. 黑芝麻秆辣椒秆治斑秃:黑芝麻秆、辣椒秆各适量,剪碎,用酒精适量浸泡,7天可使用。用时取药酒涂搽患处,1日数次。轻者1月左右毛发就会再生。 www.6park.com
31. 辣椒治斑秃:川椒、辣椒各5克,加入米醋100ml浸泡。每天搽患处2-3次。 www.6park.com
32. 柏叶辣椒酊治斑秃:鲜柏叶50克,红辣椒10枚,75%酒精500克,共入瓶密封半个月后,每天涂擦患处5-7次。本方对儿童效果更好。 www.6park.com
33. 茯苓粉可治斑秃:白茯苓500克,生姜适量。先将茯苓研为细末(或由药店代加工),装瓶密封保存,每次服6克,每日2次,温开水送下,应坚持用药以发根生出为度。另取生姜切开,用新鲜切面擦斑秃部位,每日3-5次,可刺激患处早生毛发。 www.6park.com
34. 银耳鹌鹑蛋治老年斑:水发银耳50克,煮熟鹌鹑蛋3枚,加少量黄酒、味精、盐,文火煨炖,熟烂后食用,坚持长吃可清除老年斑。 www.6park.com
35. 治老年斑方:将云南白药稀释于白酒中,每天坚持蘸此酒涂抹患处数次,老年斑即可自行脱去,且不留疤痕。 www.6park.com
36. 生姜蜂蜜水可除老年斑:取量鲜姜片放入水杯中,用200-300毫升开水浸泡5-10分钟后,加入少许蜂蜜搅匀当水饮。 www.6park.com
37. 鸡蛋清治疗老年斑:鸡蛋清涂斑点,每天数次,一周后可见效。 www.6park.com

38. 米仁治老年斑:米仁40克左右煮熟或蒸熟,再加入白糖适量,一次吃完。老年斑轻者二个月左右可痊愈,重者可继续服用至有效为止。 www.6park.com

39. 黑木耳治老年斑:黑木耳适量。洗净焙干为末,每日餐后热汤送服3克。可治面上黑斑,一个月后即可见效。 www.6park.com
40. 芦荟汁除老年斑:用三年生的芦荟挤出汁液,涂抹在长有老年斑的地方,坚持早、晚各一次,一个月左右老年斑便可由深变浅以至消失。 www.6park.com
41. 薏苡仁治老年斑:取薏苡仁40克左右煮熟或蒸熟,再加入白糖适量,一次吃完。老年斑轻者两个月左右可痊愈,重者可继续服用至有效为止。 www.6park.com
42. 姜片蜜水除老年斑:我饮用生姜蜂蜜水一年多,脸部和手背等处的老年斑有明显改变或程度不同地缩小,或颜色变浅。服用方法是:取适量鲜姜片放入水杯中,用200~300毫升开水浸泡5~10分钟后,加入少许蜂蜜搅匀当水饮。 www.6park.com
43. 红枣可祛老年斑:干红枣7枚,研细末,过筛后,用适量白凡士林油调成膏状。每晚睡前洗脸后,薄薄涂抹一层,第二天早起洗掉即可。坚持数月,有预防和治疗老年斑之效。 www.6park.com
44. 丝瓜汁能护肤:丝瓜汁能护肤,如果想去油,可以将丝瓜榨汁,然后在一千五百至二千毫升的温水里,加入丝瓜汁七十五至一百毫升,装在瓶子里保存,每天用来洗脸。这些丝瓜水大致连续用二十天左右,可去除肌肤多余的油脂,使脸部粗大毛孔变得细小平整。如果想防晒,将丝瓜汁与适量蜂蜜,冰牛奶混合,涂抹在脸上十五至二十分钟后,用清水洗净。如果想除皱纹,把纯丝瓜汁用密封的瓶子保存,每天晚上洗脸后用棉球蘸丝瓜汁均匀涂抹于面部,二十分钟后用清水洗净,坚持使用会有明显的效果。 www.6park.com
45. 想乌发,食桑椹:桑椹1000克,加水适量煎煮,每30分钟取煎液一次,加水再煎,共取煎液二次。合并煎液,再用文火煎熬浓缩至较粘稠时,加蜂密300克至沸停火,冷却后装瓶备用。每次一汤匙,沸水冲化饮用,每日二次。 www.6park.com
46. 治须发早白方:熟地黄100克,万年青150克,黑桑椹120克,黑芝麻60克,淮山药200克,南烛子、花椒各30克,白果150克,巨胜子45克,好酒2000克。将药共捣细,用白布包贮,置于净器中,酒浸7天后去渣取汁备用。每次空腹温饮1-2杯,早晚各1次。 www.6park.com
47. 桑椹治头发早白:黑桑椹捣烂,用纱布滤取液汁,放陶瓷锅煮,稍浓时加入蜂蜜适量,搅匀,熬成膏状,冷却后装瓶备用。早晚各服2汤匙,开水送服。 www.6park.com

48. 黑豆雪梨乌发:黑豆30克,雪梨1--2个。将梨切片,加适量水与黑豆一起放锅内旺火煮开后,改微火烂熟。吃梨喝汤,每日2次,连用15—30日。本方滋补肺肾,为乌发佳品。 www.6park.com
49. 大蒜治白发:大蒜两瓣,姜一块,将它们捣成泥状,擦头皮,再用水冲洗,可喷些香水,减少大蒜味,连续擦3-4个月即可生效。 www.6park.com
50. 治青少年白发验方:补骨脂、仙茅、旱莲草、覆盆子、枸杞子、菟丝子、桑椹各10克,熟地30克,莲须5克。每日1剂,每剂加水煎3次,每次加蜂蜜适量,餐前温服。 www.6park.com
51. 米醋浸烟叶治脱发:取烟叶30克,在约90毫升米醋中浸10天,以棉签蘸药涂擦患处,每天3次,此药涂擦数小时后即有痒感,新病患者一般3-5天便会有绒发生出。 www.6park.com
52. 核桃冰水防脱发:核桃2个,榧子3个,侧柏叶30克,冰水适量。前3味共捣烂,用冰水(或雪水)浸泡3周即成。梳洗时,用梳子蘸冰水梳头。其功效可防脱发。据《圣惠方》介绍,久用则“发永不落且润也”。 www.6park.com
53. 牡丹花瓣治脱发:取开尽的牡丹花瓣1000克,洗净晒干。早、晚各取花瓣1克和茶叶适量,置杯中以开水泡服。连饮20天左右,脱发可止或大见好转。 www.6park.com
54. 柚子核治落发:如果头发发黄、斑秃,可用柚子核25克,用开水浸泡24小时后,每天涂拭2-3次,可以加快毛发生长。 www.6park.com
55. 妙法长新发阻脱发:1、生过疮疖的头皮上冬往往不再生头发,可常用姜汁涂擦患处,日久即能长出新发。2、在洗发水中,加少许白兰地酒,边洗边按摩头发,长期坚持,可使头发不再脱落。 www.6park.com
56. 猪胆汁治脱发:猪胆1只。将猪胆汁倒入半面盆温水中,搅拌后洗头或患处,把油脂状鳞屑清除干净,再用清水冲洗,每日一次。此方尤适用于脂溢性脱发。 www.6park.com
57. 侧柏叶治脱发:侧柏叶30克,当归20克。将上药加水煎煮后去渣取汁。每日1剂,分2次服下。 www.6park.com

58. 当归黑芝麻治脱发:当归、黑芝麻各250克,红糖适量。将当归、黑芝麻微炒后研成细末。每次饭后用红糖水冲服1勺,每日服3次,连服2个月。 www.6park.com

59. 稀发变浓方:用1茶匙蜂蜜、1个生鸡蛋黄、1茶匙植物油,与2茶匙洗发水、适量洋葱汁兑在一起搅匀,涂抹在头皮上,戴上塑料薄膜的帽子,不断地用温毛巾热敷帽子上部。过1-2个小时之后,再用洗发水洗干净头发。坚持一段时间,头发稀疏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 www.6park.com
60. 药酒治脱发:毛姜100克,白藓皮100克,柏树叶适量,浸泡白酒700克中,浸泡时间越长疗效越佳。泡酒外涂患处。此方不宜内服。 www.6park.com
61. 香榧核桃治落发:生香榧子6只(中药店有售),核桃4枚,两药都去壳打烂,侧柏叶50克,三药共捣如泥,加淡盐水200克,浸泡7天,即可使用。使用时:用梳子蘸此药液,不断梳头,使头发都湿润,每日两次,连续2-3个月后,头发不再脱落,光润而黑。 www.6park.com
62. 黑豆茯苓膏治脱发:黑豆500克,茯苓500克,蒲公英60克,冰糖150克。将黑豆、茯苓、蒲公英(纱布包)同入砂锅内,加水适量煮至糊状,去蒲公英渣,加入冰糖,文火收干,贮瓶冷藏备用。每日3次,每次20克,饭前空腹服食。适用:斑秃、脱发、脂溢性皮炎。 www.6park.com
63. 治掉发方:将生姜和枸杞放在少量水中熬煮一阵,然后把水抹在洗干净的头发上,再把头发盘起来大约半小时后放下,自然晾干,大约半天后再洗净。持续1个月,脱发者不妨一试。 www.6park.com
64. 透骨草治脂溢性脱发:取透骨草45克,煎汤熏洗头发,每次熏洗20分钟,洗后勿用水冲洗头发。日一剂,多在用药3日见效,表现为头发脱落明显减少,头皮瘙痒减轻,继续坚持用药至愈。 www.6park.com
65. 夏季脱发用冬瓜皮洗头:夏季头发黏而不爽,频繁脱发,头皮屑多的,现代医学称之为脂溢性脱发,中医认为与“湿毒”有关。对付脂溢性脱发,可用冬瓜皮熬水洗头。因为冬瓜皮是清暑利湿的佳品,头部可以先用冬瓜皮水浸润一会儿,再用清水将头洗净。 www.6park.com
66. 土豆护肤舒展皱纹:土豆中加入少量牛奶煮熟,再捣碎成泥,待冷却之后涂敷在脸上20-25分钟即可。如果属于油性皮肤,可以将熟土豆去皮捣烂后加入少量燕麦粉,混合后敷脸15-20分钟,然后再用温水洗掉。而要想让干性皮肤柔软、富有弹性的话,则可以将熟土豆去皮捣烂,加入一匙酸奶,涂敷面部10-15分钟,然后再用40℃-50℃的温水清洗掉。 www.6park.com

67. 葡萄皮延缓眼皮皮肤衰老:葡萄皮具有超活化作用,可有效去除老化角质细胞,促进新细胞再生,防止皱纹出现。每日早、晚洁面后,将吃葡萄时剥掉的葡萄皮涂抹于眼部四周,轻轻按摩,坚持使用可以延缓眼部皮肤衰老。 www.6park.com
68. 冬瓜仁桃仁治雀斑:冬瓜子剥皮取仁,与桃仁等量,共研细末,用上等蜂蜜混匀使之成膏状,每晚临睡前涂斑点处,第二天清晨除去。 www.6park.com
69. 巧用食物淡化雀斑:胡萝卜汁:2匙胡萝卜汁加入20滴柠檬汁,每天2-3次抹脸,20-30分钟后洗净。西红柿汁:将西红柿榨汁,加入一匙甘油,以此混合液洗脸,每日2-3次,每次洗10分钟,然后用清水洗净,涂点护肤霜,可使雀斑消失。萝卜和西红柿片:脸洗净,涂护肤霜,然后脸上贴放几片西红柿或萝卜片,30分钟后,再用凉牛奶洗脸,使脸部皮肤细腻、洁白。 www.6park.com

70. 香油拌菠菜巧除蝴蝶斑:最新研究发现,菠菜的提取物能抑制黑色素在皮肤内沉着,有防治妇女面部蝴蝶斑的功效,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E和叶酸。将新鲜菠菜100克至150克,洗净,放入煮沸的水内,焯约2分钟,捞出,沥干水后,放入凉开水中浸约2分钟,捞出后,用手挤去水,切段,加入食盐、香油,拌匀即可食用。 www.6park.com
71. 蜂蜜祛斑内服方:取50克蜂蜜与50毫升醋调和,分做2份,早晚各用温开水送服1份,可润肤养颜。适用于皮肤粗糙、面部起屑、生黄褐斑、老年斑者。 www.6park.com
72. 治疗雀斑的方法:羊胆、猪胰、细辛各等份。用竹签将猪胰的血丝、筋膜挑去,羊胆划破,倒入锅内,加入细辛和适量水。煎三沸后,滤渣取液,储瓶备用。每晚涂搽面部,次日清晨用浆水洗面,有祛风清火,润肤除皱,治疗雀斑等功效。 www.6park.com

73. 冬瓜治面部黑斑:取冬瓜2000克去皮切片,与黄酒1.5升、水1升同煮烂,滤汁加白糖500克熬膏,取膏涂面,用手按摩。 www.6park.com
74. 夜服花椒粉可减肥:将适量花椒放入锅内炒糊,擀成粉状,在每晚12点至1点之间(此时空腹),舀一小匙放入杯内,加少许白糖,用开水一冲后饮服。 www.6park.com
75. 苦瓜减肥:据研究发现,苦瓜里含有的苦瓜素,能使人体减少对脂肪和多糖的摄取。每天服用1毫克该成分,可阻止吸收100克左右的脂肪。苦瓜要生吃才能收到瘦身减肥的效果,而且一天要生吃2到3条才可以。脾虚胃寒者不应生吃苦瓜。孕妇也应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