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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華治醫師 張瑞容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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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知青”:

知青回城了农民乐翻天 上山下乡中的农村消化政治排泄物

　　为何知青回城了农民非常高兴
谈“知青”:

目之所见，有关知青过去的方方面面——受苦或者获益，或被怀念，或被控诉；但怀念也好，控诉也罢，基本上都成了知青们的自说自话。
　　有关上山下乡的叙述，几乎成了知青群体的独白；鲜有人提及这场运动的另一面，也就是农民的遭遇如何。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对知青而言，这是一场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对农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但知青们事过境迁，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农民们却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没有两样，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农民：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失语者
　　他们曾被当作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他们曾被强行纳入到一种奇特的城乡二元体系当中；他们曾经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曾经无法支配自己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农民是他们的阶层身份，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失语者，当知青们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再如潮水般争相回味往事的时候，他们仿佛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历史背景……
　　官方资料承认：知青下乡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毛泽东如是号召。随后，全国兴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毛泽东的号召夹在《人民日报》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句话传达的意图甚是明了，当时城市劳动人口过剩，政治高层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过剩的城市劳动人口转移到农村去。
　　农村无法一下子消化大规模的人口，再说当时大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已富余了。土地有限，增人不增地，有农民抱怨说，个人收入减少了，极端就像在广东台山县，那儿的劳动力已经太多了，以致农民不得不轮流出工。可以说，知青对于农村来说是个负担，知青的到来无疑令原本生活贫苦的农民雪上加霜。徐友渔的回忆道：
　　“我所在的地区人均耕地为2亩，我所知的人均土地最少的地方为每人4分，一个生产队分配了3至5个知青，每人照分自留地不误，这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不用细算也十分清楚。我曾听到农民在无意中冒出的话：‘你们来，就是夺我们的口粮!’”
　　知青下乡给农民造成负担，官方资料对此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详细]
　　当然，也有农民认为知青下乡后，劳动力增加了，产量也就增加了。而且，在那些劳动力短缺的地方，知青还是受到欢迎的。
　　国家为知青提供的安置费不够，农民贴钱为知青盖房
　　“把知青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当时官方媒体向农民发声，要他们教知青学做家务，像做饭、缝补之类的，还要农民替他们盖房子。当然，国家发给每个下乡的知青230元安置费。但这笔费用不仅要解决知青住房问题，还有替他们置备农具，甚至保证他们在头几个月或一年的吃饭问题。在一些地区，这笔安置费远远不够用，农民们不得不自掏腰包为知青盖房，徐友渔也提到这一点：
　　“四川为每个下乡的知青提拱了230元安家费，知青是全部或大部花费掉了，但生产队为知青盖房，平均每人的花费近千元。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均实际收入不到100元(口粮占其中大部分)，人均现金收人平均大致是20到30元。另外，盖房还要占用土地，烧瓦做砖要耗费良田表土，使耕地减产一半。建房需用木材，生产队开禁，砍掉平常禁伐的树木。”
　　但也有农村为了减少因接待知青下乡带来的损失，侵吞知青的安置费作为补偿
　　知青的住房问题十分复杂，许多农村贴钱为知青盖房，也有部分农村并没有投入多少人力物力，甚至挪用这笔钱购买化肥或用作其它投资。所以，在不少地区，知青并没有得到起码的住房条件，有些知青甚至住在牛棚，忍受酷热、严寒、臭气熏天、房顶漏水、蚊子臭虫，等等。知青为此抱怨发牢骚。地方干部就解释说安置费不够盖新房子，而生产队又太穷拿不出钱来凑够数。这只是部分实情，农民干部不愿意合作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安置费就是一种总补偿，因为他们接待知青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还得管他们温饱；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下乡运动会长时间持续下去。1977年一位陪同干部写信去《人民日报》揭露知青住房问题时就谈及了这一点：
　　“最近我们发现个别地方，有的同志对这一工作认识不足，以为知识青年下乡几年以后就要走，因此对他们的住房没有长远打算，有的盖得又高又大，有的盖得又矮又小，以便知识青年走后，高的用来做仓库，矮的存放农具。对此，知识青年很有意见。”
　　知青偷鸡摸狗，报复农民挪用安置费以及克扣他们工分
　　当时，知青下乡后到经常到农民家偷蔬菜、偷鸡鸭、偷狗，又偷集体的粮食或水果。知青去偷窃，一是饿了要找吃的填饱肚子；此外，当时农民挪用知青的安置费，劳动时又克扣他们的工分，令知青大为不满。知青此类行为也是对农民进行报复以及对社会的抗议。一位知青说，有时知青会把刚刚偷来的东西烧掉。
　　也有知青出于从众心理去偷鸡摸狗的：
　　“时间稍长一点，这批见识过文革造反和武斗、并接受了无法无天教育的中学生知青，逐渐开始不安分起来，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等等一些胡闹行为，慢慢地成为流行趋势。……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贫下中农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 在1972年，丢了鸡的贫下中农，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 …[详细]
　　农民遭偷被抢怕了，路遇知青如遇土匪般的畏惧和戒备
　　“当地的贫下中农社员，对知青有着一种畏惧和戒备的心态。好多次，走在长长的田埂地埂上，不管知青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狭路相遇的农村社员，不管是担挑的，背背篼的，牵牛的或是其他扛东西的，不管身上负荷多重，都要老远就跳下田埂地埂进行回避，给空手轻装的知青把路让出来。那情形，可能40年代的良民遇见皇军，也不过如此。”李复奎在《难忘的知青岁月》提到他下乡时候遇到这种有意思的现象。
　　到底为什么农民见知青如遇土匪呢？
　　李复奎解释说，有些红卫兵知青有枪，霸道明火抢劫社员，令农民胆战心惊：
　　“时间长一些，跟生产队的社员混熟了，才知道，那种遇知青如遇土匪的畏惧和戒备，都是前两年那批红卫兵知青——我们的兄长——给闹腾的。……手中有枪的知青，不知不觉中，开始出现一些霸道行径，明火执仗地打社员家的狗来炖狗肉吃，与人发生争执便亮出家伙来增加话语分量，听说个别的，甚至在食店吃了饭也不想给钱。”…[详细]
　　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外，下乡知青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
　　下乡知青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外，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谈及：
　　“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详细]
　　知青回城了，“农民那个高兴呀!”
　　打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农民就把知青当“过路客”，不仅是外来人，还是不太中用的外来人。但是，接收知青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农村又不得不得接受。一位曾担任知青办公室主任的研究员如是说：
　　“看到基层干部毫无诚意，主持分配会议的负责人就说：‘你们大队必须得接受那么多知青。这是政治任务。你们不同意，咱们这个会就没完没了地开下去”。官方资料《党史资料通讯》也承认：“（上山下乡运动）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对于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详细]
　　既然知青作为农民负担，知青回城了，农民总算解脱，一位知青带队干部回忆说，知青回城后，农民很高兴：
　　“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人在那儿，但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们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也没有任何理想，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尽快进工厂……而农民呢，1979年当所有的知青都要跟我回城时，农民那个高兴呀!知青点重归大队了，后来就成了一个作坊。”
　　这种因知青离开而倍感高兴的农民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可以从一些其他的数据中推断。比如：知青的自给自足率究竟有多少。很容易理解：知青如果做不到自给自足，则很显然会给当地的农民或者公社增加负担，自然农民不会高兴。而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一书所整理的资料的结论：“大多数知青从来都做不到自给自足。1972年在吉林只有28％做得到。其他的都欠着生产队的钱，每年跟父母要60到100元。到了1977年，由于1973—1974年的改革，情况得到改善，57％可以自给自足了。在上海，197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仍然留在外地的24万知青中，有一半不能自给自足，另一半所赚的仅够糊口，……在某些贫困地区，非自给自足者的比率达到80％。”如此，对知青回城感到高兴的农民的比例有多大，虽无确切数据，但也不难估摸出一个大概。
　　结语
　　历来，农村就被统治者当作一个可以藏污纳垢的垃圾场，认为它可以容纳、消化任何“政治排泄物”：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戍边；1949年之后，大量城市过剩劳动人口被清退到农村，每次政治运动都有大批“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农村，甚至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政治高层在斗争中失败后也向毛泽东请求到农村去种地。
　　上山下乡运动，只是旧剧重演——为缓解城市过剩的劳动人口，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巩固自己权威，农村再次沦为政治人物的后花园，农民又再一次成为受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农民与知青一样，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而只能接受作为政治洪流牺牲品的预定角色。

香港醫生界代表(醫委會)只顧業界利益，與民為敵

      香港醫生界代表(醫委會)只顧業界利益，與民為敵

           香港中醫研究院  鄒華治醫生  剪報

                                        2012.6.10

醫管局為填補200個專科醫生空缺，需要向海外醫生招手，為他們向醫委會申請免試來港工作。上周三，醫管局為5名海外醫生向醫委會提出免試申請，最後一名家庭醫學專科醫生以1票之差被否決。據了解，5名申請人中有4人為家庭醫學專科醫生，而被否決的一人為香港人，更是4人中資歷最深的一個，醫委會的阻力主要來自醫療界代表。病人權益組織指這批醫療界代表只顧業界利益，是與民為敵，會研究在下次醫委會開會時前往示威。

今次申請涉及5名海外專訪醫生，1人屬精神科，4名為家庭醫學專科。醫管局派出醫管局高層和兩名相關的專科醫生回答醫委會委員提問，過程逾1小時，醫管局代表之後離席，待醫委會投票決定。投票結果顯示，4名家庭醫學醫生中有1人被否決，據悉被否決的申請者是港人，在英國讀醫並取得家庭醫學中期資歷，相關資歷已得到香港家庭醫學專科學院認可，完全符合申請要求。

事實上，審批是否獲通過，其實不在乎於理據和申請人的資歷是否足夠，而是在於政府委任的委員與持反對意見的醫療界代表，兩方出席會議人數能否壓倒對方，人多一方主導結果。觀乎今次會議雙方出席人數相若，前3名的申請人僅以「一票」之微「過關」，第4人以「一票」之差被否決，到為第5名申請人投票時，由於幾位醫療界代表提早離開，故可順利通過。

通過與否 看票數不看資歷

醫委會主席劉允怡接受查詢時承認，醫委會最後未能歸納否決該申請人之理由，為公平起見，要在下月醫委會會議再討論。身為醫學會會董的醫療界代表謝鴻興坦言，他對4名家庭醫學申請人全部投反對票，他指市場上有很多家庭醫學醫生，醫管局若將服務外判或聘請兼職醫生已能解決人手問題，故否決申請。據悉，醫管局目前缺乏70多名家庭醫學醫生，對於能否以外判或兼職應付，醫管局表示，目前聘請到的兼職醫生只有30多人，並不足以應付服務需求，外判公私營合作計劃因私家醫生收費太貴，病人負擔不起，令計劃失敗。

議員促改醫委成員比例

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張文光表示，醫委會維護業界利益多於公眾利益，立法會應考慮向政府提出修訂法例，改變醫委會的組成，不再以醫生成為絕對多數，保護公眾利益。

社區組織協會病人權益幹事彭鴻昌表示，醫委會醫療界代表與民為敵，不排除會作進一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