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定为头号汉奸

一九二零年十月，当中华民族普天同庆共和国国庆时，上海《时事新报》却发表了这篇题为《反对统一》的文章，此后不但报馆编辑饭碗无虞，作者毛泽东甚至直到今天还被人奉为“始终警惕地捍卫着中国的民族利益。” 　　

　　毛说吃亏就在中国的统一 　　

　　中国的事为什么不是统一能够办好的呢？毛泽东发了一通民族虚无主义的宏论，那些开口炎黄闭口华夏，动辄以五千年文明史自傲傲人的爱国者听了，怕要闭过气去。

　　毛说：“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 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因此我 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 ”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　

　　毛不但根本否定了被某些爱国者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大一统，还进一步挖 到了这些爱国者的根子上：

　　“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 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

　　中国解散以后怎么办呢？毛的主张是“各省自决自治。”湖南和广东这样的省要干脆彻底自治，具有独立国家的性质。而湖北江苏这样的省可以实现半自治，虽然不十分痛快，“然为适应环境，采这种方法，也是好的 。”

　　毛还说，妨碍各省自治的并不是各省的督军，而是人们期望统一的心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叁天，毛泽东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叁十万市民》的文章，大声疾呼“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 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叁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

　　他号召长沙市民仿效欧洲中世纪的自由都市，展开争取自由和自治的斗争，“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 　

　　毛要省庆不要国庆 　

　　美国十九世纪有一位总统门罗提出一个主张，叫做“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人对美洲事务的干预。这个门罗主义被毛泽东拿过来，变成湖南门罗主义和各省门罗主义。他说，“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 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中国恐怕不止被大卸七块，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了。连「中国」这个概念都没有了。 　

　　或许有人会说：评价毛泽东这话要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么当时的中国， 正是历史书上所谓“最危急的时候”，西方列强被描绘得个个像狼崽子似地望着中国垂涎欲滴，读书人都为“中国要亡了”而忧心如焚。在这么个时候反对统一，主张地方自治，根本否定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对统一的渴望，不但挟洋人的门罗主义以自重，甚至宣言不讳要“解散中国”──用后来毛泽东灌输给中国人的逻辑来质问：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言论是什么？ 　　

　　今天动不动就听到有人指责别人要“分裂中国”。但今天的中国崛起了，有航母有核武器，而九十年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连重炮都没有几门，外国军队就驻扎在京畿，相比之下，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反对统一鼓吹分裂难道不是更具有现实的危险性吗？

　　很奇怪的是，毛泽东主张各省自治，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办有利于列强瓜分中国吗？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有这么几个答案，一是所谓“列强瓜分中国”是后来的历史教育构建出来的，毛当时（1920年）根本不感到有这个危险；二是毛明明知道有这个危险但还是主张自治。这两个答案都难以放入中国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前者事关中国革命历史必然性的宏大叙述，后者则涉及毛当时究竟是不是一个爱国者这个问题。但最有可能的是，从毛这些言论来看，他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统一也好分裂也罢，他都不在乎，如他所说“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说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却安然无恙。

　　这是因为，在毛泽东之前并没有人发明出那一套以言治罪的逻辑，也没有人觉得几家地方报纸上发表的铅字就能把民族给分裂掉。当时的中国如果有今日的毛派和崇拜毛的愤青，他们一定会把毛定为头号汉奸。

　　甚么是真的卖国，甚么不过是书生论政；不受任何监督的政治家背后和外国人做交易与公共媒体上的激进文字相比哪个对国家民族更危险──所有这些界限九十年前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反倒是九十年后竟混淆不清了。

批斗刘

1967年8月5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嚎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谩骂。“谁敢在这时候哭呢？”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口，原来是6岁的小小，被如此残暴的景象吓得嚎啕大哭，拼命往大门后面爬去。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木呆了，全场鸦雀无声。源源转身就向外跑。几个战士抓住他，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源源使劲挣脱开身：“你们没听见小小在哭吗？”源源一把抱起小小，亲吻着她，吮吸着她的泪水……

　　会场的指挥者还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他们的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接着，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开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

　　从他们颤抖的双手，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厚的情谊。

　　在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传递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在近20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叙说。但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一往情深。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多少次看见他们一起去看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彼此间有一句怨言。

　　而今，在这耻辱的“刑场”上，他们要诀别了，永远诀别了。有哪个儿女眼见父母在这样狂暴的蹂躏下握手告别，能不肝肠寸断呢？！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爸爸的头上。在这一片谩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月7日，爸爸给毛主席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主席提出辞呈，并向毛主席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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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从主席那里回来，我的戏拍不出来，没有办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亲自点你的将，叫你去挂帅。”江青先发制人讲完这席话，颇得意地望着狄福才。

　　这可叫狄福才进退两难了。主席点的将，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誉！但他实在表现不出来受宠若惊的样子。为江青拍样板戏，他心里真的很不情愿，但又不能拒绝。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进行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作出明确的答复，而且是让江青满意的答复。

　　狄福才毕竟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很快摆脱了不情愿的情绪，回答干脆：“既然主席命令我去北影厂拍样板戏，我坚决服从命令。”他平时讲话很少用心眼的，这次他粗中有细，多了个心眼，和江青讲的一样，也强调是执行主席的命令。

十年动乱

星期三5月16日是中国文革爆发46周年。文革在中国影响深远，朝野各派都从文革中学到了各自的教训。

　　*吃足大乱苦 官民都怕乱*

　　文革被称作十年动乱。而毛泽东自称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历史学者认为，有时候毛泽东自己也驾驭不了局势。

　　文革后，无论是当权派，还是被毛泽东等人的历次运动“穷折腾，折腾穷”的民众，都求稳怕乱。当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索乐文回忆他早年在中国留学的时候说，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很怕乱。

　　

　　AP1989年中国学生游行争民主

　　在八九学运初期、邓小平态度不明的时候，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朋友何维凌告诉VOA，邓小平绝不会支持学潮，他最不喜欢乱了。后来，属于赵紫阳智囊团“体改所”的何维凌试图在对立的当局和学生之间调停，但是他被扣押了。有分析说，当权派里有人不愿意这种调停成功。

　　*文革回忆促使邓小平调兵镇压？*

　　美国前高官温伯格认为，对文革重演的恐惧促使邓小平等下决心镇压八九民运。

　　1989年，已经卸任美国国防部长职务的温伯格回顾他和中国高官的谈话说，中国高官对自己的文革经历记忆犹新，当温伯格谈到邓小平文革时被下放当工人的时候，比邓小平遭遇更惨的杨尚昆说：“他（邓小平）那个活儿容易，我那个活儿才真叫苦真叫重。”

　　温伯格估计，当邓小平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看到广场上黑压压的人潮，就想起文革景象，担心文革再现，所以出重手镇压。

　　*民要民主，官要强权*

　　反思文革，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少民众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杜绝文革重演。而不少官员认为，只有坚持掌权，坚持党权，才能不让自己和子女再受文革中被打倒那样的苦难。

　　官方宣传一再把文革说成大民主，这被认为是抹黑民主。

　　*中国出了个薄熙来(专题)，是救星还是灾星？*

　　对文革痛定思痛，朝野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再出毛泽东。曾在1989年被指控为动乱黑手而坐牢的学者陈子明说：“因为毛泽东已经出过一个了，所以大家知道毛泽东危害之大，这是岁数大一点的普通民众和官僚们都知道的。”

　　薄熙来(专题)在重庆推崇毛泽东，采用一些文革做法，赢得毛派、文革派、民粹派的支持，也激起批毛派、自由派和文革受害者的反感，也引起官员们的警惕。

　　中国出了个薄熙来(专题)，但朝野主流派不要“薄泽东”。

　　网上有文章说，不批文革，就会再出薄熙来这样的高官。

　　*非法手段双刃剑，法治之下才安全*

　　文革无法无天，除了毛泽东谁都不安全。曾经不顾宪法而跟着毛泽东整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自己挨整时拿着宪法也无法自保。

　　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还鼓励女红卫兵宋彬彬“要武”。随后红卫兵以破四旧和斗黑帮为名抄家、打人、烧书、抢掠，还受到一些高官的肯定。

　　

　　文革时期打倒刘少奇的宣传画

　　文革的过来人，作家毕汝谐对VOA透露：“包括当时的叶剑英元帅都说过这样的话：‘红卫兵真能解决问题啊！有的旧社会的老太太，天天骂我们共产党。新社会没有办法，红卫兵一去，就把她打死了，问题解决了。’这是叶剑英的原话，不过没人提了。但是（红色恐怖时期）只有那么一段，不到半年的时间，继续杀人或者抄家就要负刑事责任了。”

　　北京红卫兵还勒令私房房主把房产交公。这形同抢劫，但淫威之下，号令一出，谁敢不从？周恩来总理说，北京的私房问题多年解决不了，红卫兵给解决了。赞扬红卫兵非法行动的周恩来后来自己也受非法行动之害，例如他被迫批准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据说是因为他以为在监狱里反而安全，但后来孙维世在狱中被杀害了。

　　文革中的非法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而重庆模式也有后遗症。博客作家余晓平表示：“那些当年的打黑案要不要重审？如果重审发现有冤屈是不是要有国家赔偿？我们就算是把这些案子都压着，有没有冤屈算你自己倒霉，就等于把这笔帐赖了。但问题是将来谁还敢在重庆的地盘上搞企业，没有企业产出从何而来。”

　　薄熙来王立军(专题)等人在重庆厉行打黑，也有黑打，采用法外手段，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强加罪名，抢夺私产，这促进了中国富人的移民潮和大批资金外流。有人把重庆的做法称作小文革。后来王立军(专题)也在危险中出走美领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表示：“在重庆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文革复归的梦魇，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鼓噪和网上的喧嚣，而且变成了落在重庆某些人头上真正的噩梦。

　　以史为鉴，人们感到，只有实行法治，民众和官员才有安全。

　　历史学学者张鸣最近写道，文革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徘徊。“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第一个需要吸取教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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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正值壮年，就被贺子珍的魅

本文摘自《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史一帆 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他和贺子珍结婚时，杨开慧还在人世，他和贺子珍结婚两年后，杨开慧才壮烈牺牲的。

　　这一事实一直折磨着毛泽东。特别是当他知道杨开慧的确是在1930年被何健所杀的准确消息后，他常常吃不下饭，经常失眠。

　　毛泽东和贺子珍是1927年10月在井冈山相识的。

　　当时的毛泽东正值壮年，初识贺子珍，就被贺子珍那俏丽、迷人，充满青春活力的魅力所打动。自和杨开慧分手后，毛泽东一直不知道开慧的行踪和消息，秋收起义，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后，曾用暗语给杨开慧写过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意兴隆，堪以告慰；并提到了自己的脚伤。但一直没有收到杨开慧的回信。杨开慧生死未卜。他爱开慧，思念开慧。可他是男人，他需要女人的爱抚和柔情。在与贺子珍的接触中，他也读懂了贺子珍这个年轻、漂亮、质朴、纯正的姑娘那颗爱慕的心。

　　爱情超越了一切，毛泽东和贺子珍同居了。那是1928年的夏天。

　　此后，贺子珍成了毛泽东的秘书。英雄美人殊死恋，是古今不变的法则，全心全意的结合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那段时间，他们炽情如焚，体验到了人生情爱的全部温馨与甜蜜。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这段蜜月生活中，毛泽东很少单独与贺子珍在户外活动，如一起散步，一起出门。毛泽东似乎觉得这样做影响不好。对此，著名作家王行娟，女作家，著有《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等。曾经很细腻地这样描述: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李的贺子珍，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忽然说:

　　“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到你。”

　　他上马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

　　毛泽东与贺子珍同居在当时是公开的事，按理完全无需有任何避讳。但是毛泽东却偏偏在公开场合下特别注意。是因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理所当然的应当遵守当时在江西制定的《婚姻法》，而当时的他尚是杨开慧的合法丈夫，不可能与贺子珍办理正式结婚手续，因此不愿在官兵中造成不良影响而损害自己的形象？还是因为毛泽东在他不知杨开慧死活的确切消息的情况下，便与贺子珍同居，以致在内心深处时时闪出对杨开慧的负疚之情，使他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特殊方式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呢？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反映了毛泽东提倡婚姻自主的理念，提倡婚姻自主，使每个人享受到幸福婚姻生活的同时，也反对无节制的纵欲早婚，独身和其他异常行为。他还坚持红军战士的妻子只有经丈夫同意或两年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后才可以提出离婚。同时，毛泽东还兼顾农民的传统习惯，不赞成性自由的观点。

　　《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写道:“这一点很合毛的脾气，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 ‘五四’型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大胆的社会实践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及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泽东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固地保持下去，直到因外部因素而发生突变。”

　　毛泽东不仅是这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大胆倡导者，更是这种观点的勇敢实践者。



部分留言


主席高瞻远瞩, 能够预测未来, 借军阀手铡了大老婆.

事实:

从27年9月毛跨出杨的家门到毛贺同居不足八个月! 29年3月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

30年彭德怀的部队两次(不是 一次!)打长沙, 毛拒绝彭把杨带回井岗山之后,杨被国民党逮捕, 30年11月14日就义!

但杨死后毛给杨写爱情诗!


30年彭德怀的部队两次(不是 一次!)打长沙, 毛拒绝彭把杨带回井岗山之后,杨被国民党逮捕, 30年11月14日就义!
38年11月毛在延安与江青公开同居, 贺子珍还在莫斯科治病!
畜生会内疚？


前些年，毛粉们编了个岸英写信要求湖南省委不给一亲戚安排工作是大义之举，实际上就是那个亲戚跑到井冈山看见毛和贺同居了，骂毛：“原配尚在，不去救，搞小老婆”。
另外，按照贺子珍妹妹（也是毛弟媳）的说法，是毛弟弟先看上贺子珍，毛自告奋勇的去保媒，结果就把贺子珍抱到床上去了。

主席高瞻远瞩, 能够预测未来, 借军阀手铡了大老婆. 事实: 从27年9月毛跨出杨的家门到毛贺同居不足八个月! 29年3月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 30年彭德怀的部队两次(不是 一次!)打长沙, 毛拒绝彭把杨带回井岗山之后,杨被国民党逮捕, 30年11月14日就义! 但杨死后毛给杨写爱情诗!

越战 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

对越自卫还击战
　　1978年几年间，越南当局对中国的挑衅越来越猖狂。越南武装力量不断侵犯中国领土，任意枪杀和枪伤我边境居民和渔民。越南当局如此肆无忌惮地欺侮中国，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社论说：越南当局侵犯中国领土主囧权，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鼓励和支持。中国正在为加速实现四个 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全国安定团结，生气勃勃。世界各国人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却如坐针毡，忐忑不安。中国的安定和强大，是妄图称霸 世界的苏联和妄图称霸东南亚的越南当局的一块心病。用边界挑衅和战争威胁给中国制造困难，破坏中国的安定团结局面，阻挠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是它们 两家的共同需要。但是，它们这个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越南当局在反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中国人民的忍耐和克制是有限度的，中国不欺侮任何人，也决不允许别人欺侮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说了的话从来都是算数的。我们要严正警告越南当局，如果你们仗恃有苏联的支持，得寸进尺，继续恣意妄为，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

　　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中越边境爆发的战争。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方向，突入越南纵深20-40千米，攻占了高平和凉山2座省会城市，以及河广和茶灵等11座县城，基本歼灭越军2个师、3个团和9个营，大部歼灭2个团和6个独立营，部分歼灭14个团和1个装甲旅，共计40671人。云南方向，突入越南纵深40千米，攻占了老街和柑瑭2个市，以及孟康、沙巴、坝洒、封土和保胜5座县城，前出郭参、铺楼、外波河、黄连山口、封土地区，共歼灭16481人（其中毙敌13524人，俘敌849人，伤敌2108人）。两个方向共歼敌57152人。1980-1989年的轮战中，中国军队共歼灭越南人民军7000人以上。在整个对越作战中，中国参战部队共毙伤俘越南人民军和其它武装人员64152人以上。　

　　对越还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弹药2.38万吨，其中炮弹106万发，子弹5500万发。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战伤坦克战车268辆（被越军击毁48辆）。中国人民解放军牺牲约8100人（包括失踪955人（云南方向11人失踪，广西方向944人失踪），负伤约2.3万人，被俘238人，总计约31000人

　　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210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根据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的《越南人民军50年 (1944-1994)》（军事译文出版社有中译本），1979年2月17日，中国出动60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30个昼夜（2月17日至3月18日）的战斗，越南消灭和重创了中国3个团18个营，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了大量武器。越南方面称中国伤6万余人，还有2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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