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蛋和番茄

雞蛋是自然界得一個奇跡，一個受過精得雞蛋，在適當的溫度下，沒從外界補充任何養料，就能孵出一隻小雞，這就足以說明雞蛋的營養。

雞蛋是營養豐富的食物，含有蛋白質、脂肪、卵黃素、卵磷脂、維生素和鐵、鈣、鉀等人體所需要的礦物質。突出優點是，雞蛋含有自然界中最優良的蛋白質。

雞蛋中含有豐富的DHA和卵磷脂等，對神經系統和身體發育有非常大的做用，能健腦益智，避免老年人智力衰退，並可改變各個年齡組得記憶力。不少長壽老人的延年益壽經驗之一就是每天必吃一個雞蛋。

雞蛋炒番茄是營養素互補得很不錯實例。在豐富營養的同時，還具有健腦抗衰老的做用。

有實驗證明，雞蛋防治動脈粥樣硬化，取得了出人意料的驚人成效。雞蛋中含有較多得維生素B2,它可以分解和氧化人體內的致癌物質，雞蛋中的微量元素也都具有防癌做用。雞蛋蛋白質對肝臟組織損傷有修復做用，蛋黃中得卵磷脂可促進肝細胞再生！

番茄含有豐富的胡蘿蔔素，維生素B和C，特別是維生素P的含量居蔬菜之冠。其中含有的維生素C、糖類和蘆丁等原料，具有抗壞血病、潤膚、保護血管、降壓、助消化等做用。

番茄红素含有对心血管具有保护做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能减少心脏病发作。

番茄红素具有特别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使脱氧核糖核酸及基因免遭破坏，能阻止癌变进程。西红柿除了对前列腺癌有预防做用外，还能有效减少胰腺癌、直肠癌、喉癌、口腔癌、乳腺癌等癌症的发病危险。
番茄含有维生素C，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凉血平肝，清热解毒，降低血压之功能和效果，对高血压、肾脏病人有特不错得辅助治疗做用。多吃番茄具有抗衰老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

西红柿中得尼克酸能维持胃液得正常分泌，保进红血球得形成，有利于保持血管壁得弹性和保护皮肤。食用西红柿对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也有帮助。西红柿多汁，可以利尿，肾炎病人也宜食用。

人類生殖 專科

驗  孕  即  知

張瑞容醫師 婦科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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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 人類生殖 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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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華治醫師 張瑞容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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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知青”:

知青回城了农民乐翻天 上山下乡中的农村消化政治排泄物

　　为何知青回城了农民非常高兴
谈“知青”:

目之所见，有关知青过去的方方面面——受苦或者获益，或被怀念，或被控诉；但怀念也好，控诉也罢，基本上都成了知青们的自说自话。
　　有关上山下乡的叙述，几乎成了知青群体的独白；鲜有人提及这场运动的另一面，也就是农民的遭遇如何。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对知青而言，这是一场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对农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但知青们事过境迁，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农民们却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没有两样，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农民：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失语者
　　他们曾被当作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他们曾被强行纳入到一种奇特的城乡二元体系当中；他们曾经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曾经无法支配自己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农民是他们的阶层身份，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失语者，当知青们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再如潮水般争相回味往事的时候，他们仿佛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历史背景……
　　官方资料承认：知青下乡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毛泽东如是号召。随后，全国兴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毛泽东的号召夹在《人民日报》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句话传达的意图甚是明了，当时城市劳动人口过剩，政治高层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过剩的城市劳动人口转移到农村去。
　　农村无法一下子消化大规模的人口，再说当时大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已富余了。土地有限，增人不增地，有农民抱怨说，个人收入减少了，极端就像在广东台山县，那儿的劳动力已经太多了，以致农民不得不轮流出工。可以说，知青对于农村来说是个负担，知青的到来无疑令原本生活贫苦的农民雪上加霜。徐友渔的回忆道：
　　“我所在的地区人均耕地为2亩，我所知的人均土地最少的地方为每人4分，一个生产队分配了3至5个知青，每人照分自留地不误，这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不用细算也十分清楚。我曾听到农民在无意中冒出的话：‘你们来，就是夺我们的口粮!’”
　　知青下乡给农民造成负担，官方资料对此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详细]
　　当然，也有农民认为知青下乡后，劳动力增加了，产量也就增加了。而且，在那些劳动力短缺的地方，知青还是受到欢迎的。
　　国家为知青提供的安置费不够，农民贴钱为知青盖房
　　“把知青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当时官方媒体向农民发声，要他们教知青学做家务，像做饭、缝补之类的，还要农民替他们盖房子。当然，国家发给每个下乡的知青230元安置费。但这笔费用不仅要解决知青住房问题，还有替他们置备农具，甚至保证他们在头几个月或一年的吃饭问题。在一些地区，这笔安置费远远不够用，农民们不得不自掏腰包为知青盖房，徐友渔也提到这一点：
　　“四川为每个下乡的知青提拱了230元安家费，知青是全部或大部花费掉了，但生产队为知青盖房，平均每人的花费近千元。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均实际收入不到100元(口粮占其中大部分)，人均现金收人平均大致是20到30元。另外，盖房还要占用土地，烧瓦做砖要耗费良田表土，使耕地减产一半。建房需用木材，生产队开禁，砍掉平常禁伐的树木。”
　　但也有农村为了减少因接待知青下乡带来的损失，侵吞知青的安置费作为补偿
　　知青的住房问题十分复杂，许多农村贴钱为知青盖房，也有部分农村并没有投入多少人力物力，甚至挪用这笔钱购买化肥或用作其它投资。所以，在不少地区，知青并没有得到起码的住房条件，有些知青甚至住在牛棚，忍受酷热、严寒、臭气熏天、房顶漏水、蚊子臭虫，等等。知青为此抱怨发牢骚。地方干部就解释说安置费不够盖新房子，而生产队又太穷拿不出钱来凑够数。这只是部分实情，农民干部不愿意合作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安置费就是一种总补偿，因为他们接待知青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还得管他们温饱；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下乡运动会长时间持续下去。1977年一位陪同干部写信去《人民日报》揭露知青住房问题时就谈及了这一点：
　　“最近我们发现个别地方，有的同志对这一工作认识不足，以为知识青年下乡几年以后就要走，因此对他们的住房没有长远打算，有的盖得又高又大，有的盖得又矮又小，以便知识青年走后，高的用来做仓库，矮的存放农具。对此，知识青年很有意见。”
　　知青偷鸡摸狗，报复农民挪用安置费以及克扣他们工分
　　当时，知青下乡后到经常到农民家偷蔬菜、偷鸡鸭、偷狗，又偷集体的粮食或水果。知青去偷窃，一是饿了要找吃的填饱肚子；此外，当时农民挪用知青的安置费，劳动时又克扣他们的工分，令知青大为不满。知青此类行为也是对农民进行报复以及对社会的抗议。一位知青说，有时知青会把刚刚偷来的东西烧掉。
　　也有知青出于从众心理去偷鸡摸狗的：
　　“时间稍长一点，这批见识过文革造反和武斗、并接受了无法无天教育的中学生知青，逐渐开始不安分起来，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等等一些胡闹行为，慢慢地成为流行趋势。……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贫下中农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 在1972年，丢了鸡的贫下中农，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 …[详细]
　　农民遭偷被抢怕了，路遇知青如遇土匪般的畏惧和戒备
　　“当地的贫下中农社员，对知青有着一种畏惧和戒备的心态。好多次，走在长长的田埂地埂上，不管知青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狭路相遇的农村社员，不管是担挑的，背背篼的，牵牛的或是其他扛东西的，不管身上负荷多重，都要老远就跳下田埂地埂进行回避，给空手轻装的知青把路让出来。那情形，可能40年代的良民遇见皇军，也不过如此。”李复奎在《难忘的知青岁月》提到他下乡时候遇到这种有意思的现象。
　　到底为什么农民见知青如遇土匪呢？
　　李复奎解释说，有些红卫兵知青有枪，霸道明火抢劫社员，令农民胆战心惊：
　　“时间长一些，跟生产队的社员混熟了，才知道，那种遇知青如遇土匪的畏惧和戒备，都是前两年那批红卫兵知青——我们的兄长——给闹腾的。……手中有枪的知青，不知不觉中，开始出现一些霸道行径，明火执仗地打社员家的狗来炖狗肉吃，与人发生争执便亮出家伙来增加话语分量，听说个别的，甚至在食店吃了饭也不想给钱。”…[详细]
　　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外，下乡知青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
　　下乡知青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外，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谈及：
　　“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详细]
　　知青回城了，“农民那个高兴呀!”
　　打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农民就把知青当“过路客”，不仅是外来人，还是不太中用的外来人。但是，接收知青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农村又不得不得接受。一位曾担任知青办公室主任的研究员如是说：
　　“看到基层干部毫无诚意，主持分配会议的负责人就说：‘你们大队必须得接受那么多知青。这是政治任务。你们不同意，咱们这个会就没完没了地开下去”。官方资料《党史资料通讯》也承认：“（上山下乡运动）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对于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详细]
　　既然知青作为农民负担，知青回城了，农民总算解脱，一位知青带队干部回忆说，知青回城后，农民很高兴：
　　“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人在那儿，但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们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也没有任何理想，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尽快进工厂……而农民呢，1979年当所有的知青都要跟我回城时，农民那个高兴呀!知青点重归大队了，后来就成了一个作坊。”
　　这种因知青离开而倍感高兴的农民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可以从一些其他的数据中推断。比如：知青的自给自足率究竟有多少。很容易理解：知青如果做不到自给自足，则很显然会给当地的农民或者公社增加负担，自然农民不会高兴。而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一书所整理的资料的结论：“大多数知青从来都做不到自给自足。1972年在吉林只有28％做得到。其他的都欠着生产队的钱，每年跟父母要60到100元。到了1977年，由于1973—1974年的改革，情况得到改善，57％可以自给自足了。在上海，197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仍然留在外地的24万知青中，有一半不能自给自足，另一半所赚的仅够糊口，……在某些贫困地区，非自给自足者的比率达到80％。”如此，对知青回城感到高兴的农民的比例有多大，虽无确切数据，但也不难估摸出一个大概。
　　结语
　　历来，农村就被统治者当作一个可以藏污纳垢的垃圾场，认为它可以容纳、消化任何“政治排泄物”：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戍边；1949年之后，大量城市过剩劳动人口被清退到农村，每次政治运动都有大批“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农村，甚至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政治高层在斗争中失败后也向毛泽东请求到农村去种地。
　　上山下乡运动，只是旧剧重演——为缓解城市过剩的劳动人口，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巩固自己权威，农村再次沦为政治人物的后花园，农民又再一次成为受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农民与知青一样，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而只能接受作为政治洪流牺牲品的预定角色。

香港醫生界代表(醫委會)只顧業界利益，與民為敵

      香港醫生界代表(醫委會)只顧業界利益，與民為敵

           香港中醫研究院  鄒華治醫生  剪報

                                        2012.6.10

醫管局為填補200個專科醫生空缺，需要向海外醫生招手，為他們向醫委會申請免試來港工作。上周三，醫管局為5名海外醫生向醫委會提出免試申請，最後一名家庭醫學專科醫生以1票之差被否決。據了解，5名申請人中有4人為家庭醫學專科醫生，而被否決的一人為香港人，更是4人中資歷最深的一個，醫委會的阻力主要來自醫療界代表。病人權益組織指這批醫療界代表只顧業界利益，是與民為敵，會研究在下次醫委會開會時前往示威。

今次申請涉及5名海外專訪醫生，1人屬精神科，4名為家庭醫學專科。醫管局派出醫管局高層和兩名相關的專科醫生回答醫委會委員提問，過程逾1小時，醫管局代表之後離席，待醫委會投票決定。投票結果顯示，4名家庭醫學醫生中有1人被否決，據悉被否決的申請者是港人，在英國讀醫並取得家庭醫學中期資歷，相關資歷已得到香港家庭醫學專科學院認可，完全符合申請要求。

事實上，審批是否獲通過，其實不在乎於理據和申請人的資歷是否足夠，而是在於政府委任的委員與持反對意見的醫療界代表，兩方出席會議人數能否壓倒對方，人多一方主導結果。觀乎今次會議雙方出席人數相若，前3名的申請人僅以「一票」之微「過關」，第4人以「一票」之差被否決，到為第5名申請人投票時，由於幾位醫療界代表提早離開，故可順利通過。

通過與否 看票數不看資歷

醫委會主席劉允怡接受查詢時承認，醫委會最後未能歸納否決該申請人之理由，為公平起見，要在下月醫委會會議再討論。身為醫學會會董的醫療界代表謝鴻興坦言，他對4名家庭醫學申請人全部投反對票，他指市場上有很多家庭醫學醫生，醫管局若將服務外判或聘請兼職醫生已能解決人手問題，故否決申請。據悉，醫管局目前缺乏70多名家庭醫學醫生，對於能否以外判或兼職應付，醫管局表示，目前聘請到的兼職醫生只有30多人，並不足以應付服務需求，外判公私營合作計劃因私家醫生收費太貴，病人負擔不起，令計劃失敗。

議員促改醫委成員比例

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張文光表示，醫委會維護業界利益多於公眾利益，立法會應考慮向政府提出修訂法例，改變醫委會的組成，不再以醫生成為絕對多數，保護公眾利益。

社區組織協會病人權益幹事彭鴻昌表示，醫委會醫療界代表與民為敵，不排除會作進一步行動。

把毛定为头号汉奸

一九二零年十月，当中华民族普天同庆共和国国庆时，上海《时事新报》却发表了这篇题为《反对统一》的文章，此后不但报馆编辑饭碗无虞，作者毛泽东甚至直到今天还被人奉为“始终警惕地捍卫着中国的民族利益。” 　　

　　毛说吃亏就在中国的统一 　　

　　中国的事为什么不是统一能够办好的呢？毛泽东发了一通民族虚无主义的宏论，那些开口炎黄闭口华夏，动辄以五千年文明史自傲傲人的爱国者听了，怕要闭过气去。

　　毛说：“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 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因此我 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 ”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　

　　毛不但根本否定了被某些爱国者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大一统，还进一步挖 到了这些爱国者的根子上：

　　“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 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

　　中国解散以后怎么办呢？毛的主张是“各省自决自治。”湖南和广东这样的省要干脆彻底自治，具有独立国家的性质。而湖北江苏这样的省可以实现半自治，虽然不十分痛快，“然为适应环境，采这种方法，也是好的 。”

　　毛还说，妨碍各省自治的并不是各省的督军，而是人们期望统一的心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叁天，毛泽东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叁十万市民》的文章，大声疾呼“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 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叁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

　　他号召长沙市民仿效欧洲中世纪的自由都市，展开争取自由和自治的斗争，“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 　

　　毛要省庆不要国庆 　

　　美国十九世纪有一位总统门罗提出一个主张，叫做“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人对美洲事务的干预。这个门罗主义被毛泽东拿过来，变成湖南门罗主义和各省门罗主义。他说，“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 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中国恐怕不止被大卸七块，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了。连「中国」这个概念都没有了。 　

　　或许有人会说：评价毛泽东这话要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么当时的中国， 正是历史书上所谓“最危急的时候”，西方列强被描绘得个个像狼崽子似地望着中国垂涎欲滴，读书人都为“中国要亡了”而忧心如焚。在这么个时候反对统一，主张地方自治，根本否定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对统一的渴望，不但挟洋人的门罗主义以自重，甚至宣言不讳要“解散中国”──用后来毛泽东灌输给中国人的逻辑来质问：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言论是什么？ 　　

　　今天动不动就听到有人指责别人要“分裂中国”。但今天的中国崛起了，有航母有核武器，而九十年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连重炮都没有几门，外国军队就驻扎在京畿，相比之下，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反对统一鼓吹分裂难道不是更具有现实的危险性吗？

　　很奇怪的是，毛泽东主张各省自治，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办有利于列强瓜分中国吗？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有这么几个答案，一是所谓“列强瓜分中国”是后来的历史教育构建出来的，毛当时（1920年）根本不感到有这个危险；二是毛明明知道有这个危险但还是主张自治。这两个答案都难以放入中国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前者事关中国革命历史必然性的宏大叙述，后者则涉及毛当时究竟是不是一个爱国者这个问题。但最有可能的是，从毛这些言论来看，他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统一也好分裂也罢，他都不在乎，如他所说“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说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却安然无恙。

　　这是因为，在毛泽东之前并没有人发明出那一套以言治罪的逻辑，也没有人觉得几家地方报纸上发表的铅字就能把民族给分裂掉。当时的中国如果有今日的毛派和崇拜毛的愤青，他们一定会把毛定为头号汉奸。

　　甚么是真的卖国，甚么不过是书生论政；不受任何监督的政治家背后和外国人做交易与公共媒体上的激进文字相比哪个对国家民族更危险──所有这些界限九十年前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反倒是九十年后竟混淆不清了。

批斗刘

1967年8月5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嚎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谩骂。“谁敢在这时候哭呢？”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口，原来是6岁的小小，被如此残暴的景象吓得嚎啕大哭，拼命往大门后面爬去。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木呆了，全场鸦雀无声。源源转身就向外跑。几个战士抓住他，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源源使劲挣脱开身：“你们没听见小小在哭吗？”源源一把抱起小小，亲吻着她，吮吸着她的泪水……

　　会场的指挥者还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他们的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接着，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开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

　　从他们颤抖的双手，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厚的情谊。

　　在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传递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在近20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叙说。但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一往情深。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多少次看见他们一起去看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彼此间有一句怨言。

　　而今，在这耻辱的“刑场”上，他们要诀别了，永远诀别了。有哪个儿女眼见父母在这样狂暴的蹂躏下握手告别，能不肝肠寸断呢？！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爸爸的头上。在这一片谩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月7日，爸爸给毛主席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主席提出辞呈，并向毛主席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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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从主席那里回来，我的戏拍不出来，没有办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亲自点你的将，叫你去挂帅。”江青先发制人讲完这席话，颇得意地望着狄福才。

　　这可叫狄福才进退两难了。主席点的将，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誉！但他实在表现不出来受宠若惊的样子。为江青拍样板戏，他心里真的很不情愿，但又不能拒绝。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进行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作出明确的答复，而且是让江青满意的答复。

　　狄福才毕竟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很快摆脱了不情愿的情绪，回答干脆：“既然主席命令我去北影厂拍样板戏，我坚决服从命令。”他平时讲话很少用心眼的，这次他粗中有细，多了个心眼，和江青讲的一样，也强调是执行主席的命令。

十年动乱

星期三5月16日是中国文革爆发46周年。文革在中国影响深远，朝野各派都从文革中学到了各自的教训。

　　*吃足大乱苦 官民都怕乱*

　　文革被称作十年动乱。而毛泽东自称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历史学者认为，有时候毛泽东自己也驾驭不了局势。

　　文革后，无论是当权派，还是被毛泽东等人的历次运动“穷折腾，折腾穷”的民众，都求稳怕乱。当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索乐文回忆他早年在中国留学的时候说，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很怕乱。

　　

　　AP1989年中国学生游行争民主

　　在八九学运初期、邓小平态度不明的时候，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朋友何维凌告诉VOA，邓小平绝不会支持学潮，他最不喜欢乱了。后来，属于赵紫阳智囊团“体改所”的何维凌试图在对立的当局和学生之间调停，但是他被扣押了。有分析说，当权派里有人不愿意这种调停成功。

　　*文革回忆促使邓小平调兵镇压？*

　　美国前高官温伯格认为，对文革重演的恐惧促使邓小平等下决心镇压八九民运。

　　1989年，已经卸任美国国防部长职务的温伯格回顾他和中国高官的谈话说，中国高官对自己的文革经历记忆犹新，当温伯格谈到邓小平文革时被下放当工人的时候，比邓小平遭遇更惨的杨尚昆说：“他（邓小平）那个活儿容易，我那个活儿才真叫苦真叫重。”

　　温伯格估计，当邓小平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看到广场上黑压压的人潮，就想起文革景象，担心文革再现，所以出重手镇压。

　　*民要民主，官要强权*

　　反思文革，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少民众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杜绝文革重演。而不少官员认为，只有坚持掌权，坚持党权，才能不让自己和子女再受文革中被打倒那样的苦难。

　　官方宣传一再把文革说成大民主，这被认为是抹黑民主。

　　*中国出了个薄熙来(专题)，是救星还是灾星？*

　　对文革痛定思痛，朝野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再出毛泽东。曾在1989年被指控为动乱黑手而坐牢的学者陈子明说：“因为毛泽东已经出过一个了，所以大家知道毛泽东危害之大，这是岁数大一点的普通民众和官僚们都知道的。”

　　薄熙来(专题)在重庆推崇毛泽东，采用一些文革做法，赢得毛派、文革派、民粹派的支持，也激起批毛派、自由派和文革受害者的反感，也引起官员们的警惕。

　　中国出了个薄熙来(专题)，但朝野主流派不要“薄泽东”。

　　网上有文章说，不批文革，就会再出薄熙来这样的高官。

　　*非法手段双刃剑，法治之下才安全*

　　文革无法无天，除了毛泽东谁都不安全。曾经不顾宪法而跟着毛泽东整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自己挨整时拿着宪法也无法自保。

　　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还鼓励女红卫兵宋彬彬“要武”。随后红卫兵以破四旧和斗黑帮为名抄家、打人、烧书、抢掠，还受到一些高官的肯定。

　　

　　文革时期打倒刘少奇的宣传画

　　文革的过来人，作家毕汝谐对VOA透露：“包括当时的叶剑英元帅都说过这样的话：‘红卫兵真能解决问题啊！有的旧社会的老太太，天天骂我们共产党。新社会没有办法，红卫兵一去，就把她打死了，问题解决了。’这是叶剑英的原话，不过没人提了。但是（红色恐怖时期）只有那么一段，不到半年的时间，继续杀人或者抄家就要负刑事责任了。”

　　北京红卫兵还勒令私房房主把房产交公。这形同抢劫，但淫威之下，号令一出，谁敢不从？周恩来总理说，北京的私房问题多年解决不了，红卫兵给解决了。赞扬红卫兵非法行动的周恩来后来自己也受非法行动之害，例如他被迫批准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据说是因为他以为在监狱里反而安全，但后来孙维世在狱中被杀害了。

　　文革中的非法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而重庆模式也有后遗症。博客作家余晓平表示：“那些当年的打黑案要不要重审？如果重审发现有冤屈是不是要有国家赔偿？我们就算是把这些案子都压着，有没有冤屈算你自己倒霉，就等于把这笔帐赖了。但问题是将来谁还敢在重庆的地盘上搞企业，没有企业产出从何而来。”

　　薄熙来王立军(专题)等人在重庆厉行打黑，也有黑打，采用法外手段，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强加罪名，抢夺私产，这促进了中国富人的移民潮和大批资金外流。有人把重庆的做法称作小文革。后来王立军(专题)也在危险中出走美领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表示：“在重庆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文革复归的梦魇，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鼓噪和网上的喧嚣，而且变成了落在重庆某些人头上真正的噩梦。

　　以史为鉴，人们感到，只有实行法治，民众和官员才有安全。

　　历史学学者张鸣最近写道，文革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徘徊。“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第一个需要吸取教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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